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深圳还穿单衣，关外已经下过雪。
巢家义二十六岁，黑龙江人，到深圳三年，替表行跑外头的欠款。
九〇年冬天，加代在罗湖一家货栈门口被人堵住。
巢家义那天在货栈阁楼上睡觉，听见响动下来，背着加代从后头小巷出去了。
“你认得我。”
“不认得。”
“那你背我出来做啥。”
“你在门口站着的时候，我听见你跟他们讲道理。”巢家义说，“讲道理的人，不该让人堵在门口。”
加代那天晚上请他吃了一顿饭，一荤两素，四块八。
“跟我干。”
“干啥。”
“收数。”加代说，“一个月七百。”
“收数的活儿我不太会。”
“不用会。”加代说，“钱是要回来的，不是求回来的。”
巢家义跟了加代三年。
他老婆在深圳一间制衣厂上班，孩子两岁。
九一年夏天他替加代顶过一回事，进去蹲了半个月。
加代去接他出来，站在门口。
“哥。”
“出来了。”
“里头饭不好吃。”
“往后不叫你进去。”加代说，“你老婆孩子在门口等着。”
“他们知道我蹲着。”
“知道也得接。”加代说，“你家里的事，往后就是我的事。”
家里添了一台呼机，巢家义出门带在身上。
“出门在外，一天给我一个电话。”加代跟他说过。
“一天一个，话费贵。”
“贵也打。”
“打一次八毛。”
“打。”加代说，“我听你一声，睡得着。”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巢家义去关外收一笔钱。
钱是巢老六欠的，七万二，从八月拖到十一月，拖了三个月。
巢老六在关外开一间五金铺，铺子后头六个伙计要吃饭。
“你跟他还一个姓。”加代那天说过一句。
“他是关外的，我是黑龙江的。”巢家义说，“五百年前一家，现在不认。”
“一趟要不回来，回来再说。”
“我去两趟。”
“你去。”
巢家义头一趟去，巢老六说过半个月。
人回来了，钱一分没拿着。
“他咋说。”
“他说铺子里周转不开。”巢家义说，“我看他铺子里三个人在卸货，货是好货。”
“再去。”
半个月过去，他又一趟去，人就没回来。
电话是他走了六天之后打回深圳的。
“哥，我在关外。”
“人在哪儿。”
“旅社。”
“哪间旅社。”
“车站对面，二楼上。”
“脸咋了。”
那边停了一下。
“脸没事。”
“我问你脸咋了。”
“撞门板上。”巢家义说，“哥，钱他不收，他说人不放。”
“你把电话给看店的。”
“看店的不在。”巢家义说，“二奎在我旁边站着。”
电话就断了。
加代那天晚上没睡。
“哥，我去。”远刚说，“我带六个人。”
“你去，他更不放人。”加代说，“人在他手里，你带人过去，他连夜把人挪个地方，你上哪儿找。”
“那咋办。”
“先递话。”加代说，“递话不成，我自己去。”
“哥，关外冷。”
“冷也得去。”加代说，“我兄弟在他那儿吃了两天馒头。”
“哥，你打算咋办。”
“先递话，再送钱。”加代说，“两样都顶回来，我再去。”
“那就来不及了。”
“来得及。”加代说，“他要钱，不要人。”
巢家义老婆来表行那天，加代坐在柜台后头。
“代哥，家义啥时候回来。”
“下礼拜。”
“他上回打电话也是这么说的。”
“这回是真的。”加代说，“他回来那天我去接你。”
巢家义的旅社，在关外小城车站正对面。
楼下是小卖部，玻璃罐里摆着话梅和糖，墙角一台冰柜，柜面上结着一层霜。
楼上是客房，朝北那间窗户钉死了，玻璃上糊着霜花。
屋里一张方桌，一把暖瓶，一件军大衣搭在椅背上。
巢家义在里头坐了两天，一天两顿饭，馒头就白菜汤。
汤是温的，喝到后头是凉的。
暖气片在墙角，也是凉的，手贴上去不烫。
他的呼机被摆在方桌上，机身朝下扣着。
看店的年轻人叫小昌，二十出头。
“他脸上有一块肿的。”小昌后来跟人说，“我问他，他自个儿说是撞门板上的。”
“他还说啥。”
“他不说啥。”小昌说，“他就坐在那儿，手插在袖子里，一天坐到黑。”
“俺们这旅社，没住过这样的人。”小昌又说，“不喊也不闹，就问一句，啥时候能走。”
隔天晚上，二奎把方桌往他跟前推了推。
“你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
“我没有。”
“你们老板的电话，你身上记着。”
“记着也不打。”巢家义说，“钱是欠的，人是活的。”
二奎往方桌上拍了一巴掌，暖瓶跳了一下，盖子歪了。
巢家义没动。
后来他还是打了，打给表行，接电话的是远刚。
“家义，你在哪儿。”
“关外。”
“你人还好不好。”
“好。”巢家义说，“你跟哥说一声，我在这儿等他。”
“你媳妇昨天来过。”
“她问啥。”
“她问你哪天回来。”远刚说，“我说下礼拜。”
“你就这么说。”
“我哄她一回。”
“哄她一回就行。”巢家义说，“别让哥知道家里的事。”
加代是隔天中午知道全部的事。
“人在关外两天了。”远刚说，“一天两顿饭，馒头。”
“谁扣的。”
“巢老六那边的人，一个叫二奎。”远刚说，“他今早给旅社捎了个话，说七万二到账人就走。”
“先递话。”
开饭铺的老周，五十来岁，在车站一带干了二十年。
车站这块地上跑路的人多，避风头的人也多，街面上的人都认老周。
加代托的是老周。
“老周，你替我跑一趟。”
“你这兄弟叫啥。”
“巢家义。”
“啥样的人。”
“替我蹲过半个月的人。”加代说。
“加代，我跟你讲句实话。”老周说，“巢老六那个人一根筋，他自个儿认自个儿吃亏，你跟他讲良心没用。”
“你先去。”
老周去了半天，晚上回电话。
“他说钱到人放。”
“钱到人放。”加代说，“那钱呢。”
“钱他不收。”老周说，“他说钱得汇到铺子上的户头，不汇到户头，一手交不到一手。”
“行，汇。”
“他要是收了钱还扣人呢。”
“那就不是钱的事了。”加代说。
“加代，我多一句嘴。”老周说，“他前儿还跟我唠，说这批货把老本赔进去了。”
“啥货。”
“他说你来了再说。”
隔天上午，三万块汇过去了。
当天下午，老周又回电话。
“加代，他又变话了。”
“他说啥。”
“他说人不放，还得加五万。”
“加五万是啥名头。”
“他说他去年那批货是潮的。”
“啥货。”
“五金件。”老周说，“一批螺丝、垫片，八成箱子底下是潮的，拿出来锈了一半。”
“他跟我兄弟有啥关系。”
“没得关系。”老周说，“他说他不找你要找谁。”
加代那天下午没再提钱的事。
他让人去了关外那个码头。
码头提货那天在场的有三个人，一个记车号的，一个看磅的，一个开叉车的老师傅，加代让人一个一个问过去。
问到那个开叉车的老头，老头说了一句：货提前三天卸在露天，箱子底下垫的木板让人抽走了，那两天下过雨。
“谁抽的木板。”
“他们铺子的人。”老头说，“说板子要还，仓里要用。”
这批货，是巢老六自己提迟了两天。
一九九二年从深圳过去，先飞沈阳，机票四百二，再坐长途汽车三十四块。
关外那年旅社住一晚八块，加一床被子两块，包月一百二。
长途车到站是后半夜。
加代在旅社门口站了一会儿，楼上那间还亮着灯。
他推门进去。
一楼小卖部里坐着小昌，穿一件棉袄。
“住宿啊。”
“上楼看看。”
“楼上有人。”小昌站起来，“你找谁。”
“我找一个朋友。”
“楼上住的谁。”
“不知道。”小昌说，“二奎带来的人。”
“住了几天。”
“两天。”
“二奎是你啥人。”
“我表哥。”
“他让你看着人。”
“他让我看着门。”
“今天不接客。”小昌说，“你明天早上来。”
“我上去看一眼。”
小昌从柜台后头出来，伸手往加代胸前一推。
加代抬手，抓住他的手腕，往下一带。
小昌往前一栽，脸贴在冰柜面上，冰柜上那层霜被脸蹭掉一块，露出一片白铁皮。
他两只手撑在冰柜上，想挺起来，挺不动。
“你别动。”加代说。
“疼。”
“我不使劲。”
加代松了手。
小昌退到柜台后面，一只手捂着半边脸，另一只手去摸身后那根顶门的木棍，没敢拿。
加代往楼梯口走。
楼梯是水泥的，扶手是铁的，上到一半拐一个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