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江苏阜宁县陈集乡侉周村,张茜刚刚生下一个男孩,接生的罗生特大夫忙前忙后,陈毅却只匆匆看了一眼孩子,转身便离开了。罗生特当场沉下脸来,这位来自奥地利的医生,显然无法理解这位新四军领导人的“冷淡”。
事情并不简单。那时的陈毅41岁,代理华中党政军的重要工作,战事、部队建设和地方事务几乎同时压到肩上。妻子分娩固然是家事,但在敌后根据地,家事往往也要让位于军情。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犹太人。1928年,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维也纳行医,专长泌尿科和妇产科。由于反对法西斯,他和母亲曾被关进集中营,母亲遇害后,他被迫离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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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罗生特来到上海,在法租界开设诊所。经德国共产党人希伯等人介绍,他逐渐了解到中国敌后抗战的情况。1941年3月,他化装成德国传教士,携带医疗器械,经秘密交通抵达苏北盐城,准备到新四军工作。
3月23日,陈毅在盐城会见了他。陈毅没有把这位外国医生当作普通技术人员,而是直接说明了敌后部队的困难:药品紧缺,医务人员不足,伤员转运也缺少条件。罗生特听完后提出,单靠几名医生远远不够,必须尽快培养自己的卫生干部。
陈毅当即表示赞成。1941年7月20日,华中新四军卫生学校在高作镇成立。陈毅还亲自到学校讲话,强调医务工作不只是治病救人,也要安慰伤员、组织群众、服务部队。罗生特承担授课和巡诊任务,几年间帮助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卫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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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条件很苦,罗生特却没有把自己看成“特殊客人”。陈毅曾安排专人照顾他的生活,给他配马匹和警卫员,部队缴获的咖啡、罐头、香烟,也会适当送一些过去。罗生特常常推辞,实在推辞不了,便把食品转给重伤员。
他的警卫员李光当时只有15岁,却已有多年革命经历。李光教罗生特学汉语,也在诊疗时担任助手。罗生特则把医学知识一点点传给这个年轻战士,后来李光成长为一名医生。这种相互帮助,比简单的生活照料更有意义。
陈毅还送给罗生特一支手枪,并提醒他必须学会自卫。罗生特说:“我真想有一支自己的枪。”陈毅便拿出一支马牌手枪,说这支枪是1901年制造的,和自己同岁。罗生特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视若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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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关系,也不止于工作。陈毅曾向罗生特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求学经历,以及从文学青年转为职业革命者的过程。他不回避个人经历,更不把自己塑造成天生的革命家。罗生特敬佩他的坦率,两人常用法语交谈,有时还一起唱《马赛曲》。
1942年春,罗生特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考察,并报华中局批准,他成为一名中共特别党员。对一个外国医生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身份变化,更代表他已经把个人命运同中国抗战事业联系在一起。
到了1942年5月,张茜临近分娩。陈毅知道罗生特精通妇产科,便请他负责接生。5月25日,张茜顺利生下一名男孩。陈毅接到消息后抽空赶来,先向妻子表示慰问,又抱起孩子看了看,同张茜商量给孩子取小名“小伶”,因为孩子出生在侉周村。
他还向房东女主人道谢,感谢对方在张茜产前产后的照料。话说完,陈毅便急匆匆走出门。罗生特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对卫生部长崔义田说:“让陈军长回来!”在奥地利,丈夫通常会陪伴产妇,送花、安慰妻子是很自然的事情。
崔义田解释,陈毅手头的工作实在太多。罗生特沉默片刻,才慢慢明白,陈毅并非不重视妻儿,而是当时华中局书记兼政委的工作由他代理,前线和地方都在等待指示。这个看似失礼的举动,背后是敌后战争对个人生活的强行挤压。
新中国成立后,罗生特准备回国,陈毅设宴为他送行,并称赞他是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说,自己在新四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度过的九年,是一生最值得珍惜的经历。
1951年,罗生特的妹妹通过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转达消息,说他希望回中国。陈毅得知后连说“欢迎”。遗憾的是,罗生特在前往以色列探亲途中因心肌梗塞去世。消息传来,陈毅十分悲痛,只说了一句:“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国际主义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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