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前清翰林因嫌红军没文化拒绝出山，毛主席让舒同写信劝说

1936年，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舒同和前清翰林萧之葆之间，围绕一封书信展开了一场颇有意味的交锋。萧之葆迟迟不肯接受邀请，理由很直接：“红军没有文化。”这句话传到毛泽东耳中，他没有急着争辩，只说了一句：“让舒同写封信。”

这并不是单纯让人代笔。毛泽东看中的是舒同身上那种既懂传统文化，又接受了新思想的气质。要让一位旧式文人改变看法，口号未必管用，一篇有分量的文字，或许比反复劝说更有效。

萧之葆出生于晚清，曾入翰林院，熟悉的是经史文章和旧式士人的规矩。在他的认识里，军队大多只会打仗，乡村武装更难称得上“文化”。红军虽然纪律严明、主张清楚，但在没有亲眼见到之前，他仍把这支队伍看作与旧日农民武装相近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舒同本人正是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人。他1905年出生于江西东乡，恰逢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家境并不宽裕，却很早迷上了书法。没有纸，他便找旧海报、废文稿练字；没有好笔，就削竹制笔。对他来说，写字不是求取功名，而是心里真正放不下的一件事。

少年时期的舒同，曾为写好一个“蛇”字，到山中观察蛇行的姿态。这个细节未必惊天动地，却能看出他的治学方式：不满足于照着字帖临摹，而是追问字的神韵从哪里来。后来，他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参与组织相关学习活动。

1926年，舒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乡较早的党员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西各地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破坏，他的家庭也受到牵连。面对追捕和失去亲人的痛苦，舒同没有离开革命道路，而是转入艰苦的地下斗争。

有一段时间，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辗转寻找了数年。途中盘缠用尽，便靠给人写字、题匾挣取路费。旧式文人靠笔墨谋生，他也靠笔墨寻找组织。这个经历很特别：书法既是他的生活手段，也成了他通向革命队伍的一座桥。

1930年，舒同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进入红军队伍。此后，他的作用并不只是写标语、办报纸。行军途中，战士缺衣少粮，精神状态同样需要支撑。舒同善于把复杂的形势写成通俗有力的文章，把部队的任务、前进的方向和胜利的可能讲清楚。

长征期间，他经常利用行军间隙写作。在马背上，在简陋的桌旁，甚至在短暂休息时，他都抓紧记录和修改文章。文字在那时不是装点门面的东西，而是传递命令、稳定情绪、统一认识的重要工具。红军缺少纸张和印刷条件，能把话写准、写明白，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抵达陕北后，舒同继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八路军总部、晋察冀等地任职，既参与政工事务，也负责大量文稿。面对日军士兵，他的文字并非一味谩骂，而是从普通士兵的家庭、处境和战争责任写起，劝其不要为少数人的野心牺牲生命。

这种写法很有针对性。对敌人，文字要击中其动摇之处；对自己人，则要讲清坚持抗战的理由。舒同的文章能够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作用，靠的不是辞藻华丽，而是对对象、语境和人心的准确把握。

因此，1936年那封写给萧之葆的信，意义也不只在书法漂亮。萧之葆读到舒同的文章后，看到红军中不仅有能打仗的人，也有熟悉传统文化、能够思考国家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他逐渐认识到，红军并非旧式意义上的“草莽队伍”，而是一支有政治目标、有组织纪律、重视群众利益的革命力量。

据相关记载，萧之葆后来改变了态度，接受了邀请，并对这支队伍作出“宗旨英明，决策宏深，文韬武略，人才济济”的评价。毛泽东让舒同写信，实际上是用一个具体的人，回应了一个旧观念：革命队伍不但需要枪杆子，也需要笔杆子，更需要能够沟通不同阶层的文化人才。

舒同的书法后来形成鲜明风格，毛泽东称他为“党内一支笔”，并以“小毛驴”形容他的勤奋。这个称呼朴素，却很传神。他写过宣传文章，起草过重要文稿，也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笔在他手中，既服务于战场，也服务于思想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门负责人、《解放日报》总编辑等职。特殊年代里，他受到不实指责和冲击，后来得到平反。1979年，他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重新把大量精力放回书法艺术。

生活中的舒同依旧简朴。旧搪瓷缸子用了多年，练字时常用旧报纸和废稿纸。他对家人立下规矩，不许搞特殊，不许靠关系，也不许做违法违纪的事。儿子求学时，他没有替其安排道路，舒安后来凭自己的努力考入西安美术学院，继续研究父亲的书法。

1998年，舒同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那封信的故事之所以被人记住，不只是因为一位书法家替领袖写了一封回信，而是因为一场看似关于“有没有文化”的争论，最终落到了实际行动上：文化不在身份牌匾上，也不只藏在古籍文章里，它还体现在一个人如何理解时代、服务民众，以及在艰难处境中仍然坚持把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