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平，你永远是老师的骄傲 | 作者 刘企华

2026年国庆前夕，夜半时分，手机屏幕忽然亮了——“贝爹”发来微信：“刘老师，国庆快乐！我明天回国。”我立刻兴奋起来，因为我特别盼望收到“贝爹”的微信，也经常留意他的行踪。他有时忙于拍片，许久不发微信过来，我心里竟会惦念。

“贝爹”是学生于平的微信昵称。“贝”的“爹”，这说明他格外疼爱女儿，视若掌上明珠，也为拥有这样一个宝贝女儿而自豪。“贝爹”二字，藏着于平深沉的父爱与满心骄傲。这个昵称很温柔，有温度，又别致，读来令为师者心头一暖。

而走出家庭私域，于平却是一位风骨刚毅的影视人。当年赴菲律宾拍摄，被当地保安枪口抵住脑袋，他依旧面不改色，便是例证。

他常年深耕纪录片创作，多次赴海外摄制，作品屡获大奖。《文化佳园》公众号创办人、主编徐景洲称他为“影视大咖”，可谓实至名归。

于平在微信中告诉我，他此番受一家建筑国企委托，赴亚美尼亚摄制中国援建亚美尼亚国家公共电视台项目的纪录片。随后，他发来新作《我的运河中学红房子记忆之七：袁伯伯和冯姨》。文中忆及的“袁伯伯”便是运河中学原教导主任袁道传，我也曾写过《运河中学教导处老主任袁道传印象记》。于平在忆文中提及我：“恩师刘企华的回忆写得特别传神。”

夜读学生忆文，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平从高中读书、大学深造，到同学聚会、登门探师，一幕幕往事，接连浮现在眼前……

于平是我1978年调入运河中学后教的第一届学生。其实早在1975年，我尚在官湖中学任教时，他的名字已经进入了我的记忆。

那年，我大儿子卫东读初二，学校派他到县城参加暑期篮球集训，恰好和于平同在一队。于平在《我的运河中学红房子记忆之五：刘企华老师》一文中写道：“暑期集训，队里来了一个下面公社的队友，高高大大，皮肤很白。我们都是县城的，就他一个人住在运中最前排的教室。我爱说话好聒噪；他少言语很腼腆，两只眼睛很大，一笑起来便弯弯地眯在了一起。暑假教室无电，我就从家里拿了蜡烛给他。后来他衣服破了，我母亲又给他补了。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朋友。”儿子回家，把这段交往、于平母亲帮他补裤子的事讲给我听，我就记住了于平的名字。

1978年，我们奉调至运河中学，于平成了我的学生；给我儿子补裤子的于平母亲王松贞老师，就成了要好的同事和学生家长。

在教室里，于平的座位靠前，人长得清秀不俗，头发乌黑，脸色白皙，穿着干净。他比较文静，灵动的眼神与饱满的朝气里，透着几分聪慧和机敏。我很喜欢他。

他酷爱语文，尤喜写作。我留意到，每次作文课，其他同学第一课时便提笔书写，唯独于平安坐不动，或是摩挲钢笔，或是轻捻手指。我未曾催促管控，任由他从容构思，只要第二节课下课时把作文交给我就行。课间休息过后的第二堂课，他开始动笔，文思泉涌，一挥而就。就这样，他的作文常常被我选为作文评讲的范文。那篇《我的班主任》，还被我编入出版的优秀作文选《生活浪花》呢！

还有一篇课外“生活浪花”小作文，记述他在露天电影场抓小偷的经历。文中有一句指认小偷：“就是他！”这是他借用当年风靡一时的日本影片《追捕》里的一句经典台词，用得十分贴切又巧妙。于平他们班毕业三十周年在南京举办同学聚会。我应邀讲话时说到高考前，曾单独辅导班里一名学生：数理化考试回回拿98分以上，语文却回回不及格，经我一个月的面对面辅导，他高考语文及格了，考上了大学，但我想不起他的名字。学生冯宝兴问道：“是不是薛冰？”随即招呼薛冰起身。我抬手指向他，笑着引用于平作文里用过的那句台词：“就是他！”满座轰然大笑。

当年高中语文课本已经撤去《水浒传》选文，但我偏爱这部名著，一次课上，兴之所至，便向学生拓展课外知识，谈起了《水浒传》。我说：“《水浒传》作者施耐庵（yān）……”话音未落，于平当即抬头纠正说：“老师，是施耐庵（ān）。”我原籍上海宝山，当地人和旧时老师，都把“庵（ān）”读作“yān”，故而在课堂上出现了差错。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错字”，而是我没有学好普通话。上海话里的“庵”，没有普通话“ān”这个读音。上海话本身不用“ān”这个普通话音节。而“庵”本身又有“yān（烟）”的读音，所以把“庵”读成“烟”音，是上海方言的“标准”读法。如“施耐庵（yān）”“尼姑庵（yān）”，《红楼梦》里的“水月庵（yān）”“栊翠庵（yān）”等等。这些道理，于平当年未必清楚。他只知道老师读错了，应该告诉老师。

在官湖中学任教时，我曾三次作欣赏性评论《水浒传》的报告，数次提及作者，但从来无人指出我的读音错误。于平，是唯一敢于当堂为老师纠错的学生。这种直率和勇气，难能可贵。我肯定他，赞美他，也感谢他。

于平本是偏爱文科，他母亲却认为学理科就业路广，于是，高中毕业执意让他报考理工科院校。但他数理化成绩平平，最终录取南通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大专。

所幸，大学毕业后，他分配至邳县电视台担任记者，扛起了梦寐以求的摄像机。有一次，他回到运河中学拍片，专门录制我指导青年教师备课的片段。其中我在办公室点拨程振秋老师备课的镜头，被学校截取照片，陈列在校史馆。

后来，于平调入江苏电视台，从事他热爱且擅长的新闻采编和摄影工作，成为纪录片策划、撰稿与编导。

他经常赴海外拍摄，足迹遍及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美国、古巴、朝鲜、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在意大利，他专访总统马塔雷拉；在马尼拉，他采访苏禄王妃……

2016年5月，于平受命赴菲律宾摄制纪录片《中国南海》（后来国内播放时改名了）。他与摄像以游客身份入境，在采访中国援建的农业合作中心时，当地保安拉开枪栓，枪口直抵他的脑袋。他举起双手高声道：

“I'm Chinese”（我是中国人）

对方即刻收枪。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于平瞬间的应对，充满了智慧。这份临危不惧的胆量，根基便是强大的祖国。

于平在影视创作领域成果斐然。曾参与《领航》《榜样——周恩来的故事》《南海纵横》《人民的胜利》《中国路，中国梦》《你所不知道的中国》《铁军——新四军的故事》《江南文脉》《诗画江南》《科学发展江苏路》《我们的小康》《共同见证》《交融》《江村纪事》《利玛窦》《英雄王杰》等数十部大型作品的创作，历任总撰稿、撰稿、总编导、编导、艺术总监等职。作品先后斩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中国电视星光奖、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创作一等奖等十余项大奖，多次获中宣部、省总台表彰。

从江苏省运河中学走出的于平，成长为具备国际视野的知名影视创作者，为母校增光添彩，亦令老师倍感自豪。

自高中毕业至今四十余年，于平和我始终保持着联系。

他曾寄赠初中语文课文插图集《小桔灯》，人文微纪录片系列《江南文脉》精装本，还有大型纪录片《利玛窦》光盘等。

2004年1月8日上午，我借赴南京联系出书之机，到江苏电视台看望于平。中午，于平请我在饭店吃饭。饭后，于平向采访部协调车辆，带我前往省政府办公厅会见学生谢润盛；谢润盛又约来在财政厅担任老干部处处长的岳鸣。岳鸣是我在合沟中学任教时，公社党委书记岳邦俊的儿子，也是杨学珍的丈夫。杨学珍也是我的学生，当年任南京市妇联主席。当晚，岳鸣、杨学珍夫妇在夫子庙设宴，请我品尝“秦淮八绝小吃”。吃完小吃，岳鸣安排我入住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代表下榻的宾馆，与我同房间的便是邳州市财政局局长段玉良，他也是我的学生。

1月10日晚，谢润盛、于平设宴，召集在宁的多位学生与老师相聚。赴宴者有王建国、冯宝兴、冯玉、顾颖等人，还有当年的班主任景如吉与夫人赵建老师。酒至半酣，景如吉老师、赵建老师先行离席。这时，王建国才匆匆赶来。于平凑到我耳边低声说：“老班长来了！”王建国直奔过来与我握手，我对他说：“你是我这次来南京第一个想见，也是今天最后一个见到的学生。”主持宴席的谢润盛当即插话：“刘老师圆满了，圆满了。”王建国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深深鞠躬，腰弯至九十度，我几番劝他起身，他不肯直腰，引得我老泪纵横。于平劝我们落座，感慨道：“师生相聚，这样的场面，太激动了！太感人了！我提议，等到毕业三十周年再办一次聚会，我去邀请中央电视台罗京来为我们主持。”可惜后来罗京先生病逝，这个心愿终究未能实现。

晚宴过后，谢润盛、于平开车送我回宾馆，一直护送我进房间，陪我聊天，还特意要来水果拼盘，边吃边聊。那一晚，我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入眠。

前面已经提到了于平他们班在南京举办高中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的事。那是2010年国庆节，聚会开始以后，老班长王建国先请班主任景如吉老师讲话，而后也邀我讲话。我追忆1978至1980两年与全班朝夕相伴的往事时，谈到班里的尚晓同学，从美国回国到母校探望校长和老师，说晚上宴请我们，最后却爽约。我话锋一转说：“于平就不一样了！”话音落下，满堂哄笑。

师生聚会第三日早餐过后，家在邳州的学生，有的说留在南京走亲访友，有的要奔赴上海参观世博会，好像只剩我一人要返回邳州。聚会组织者商议如何送我回家。于平提议安排专车，无人附和，他便决定亲自送我。他过来告诉我，中途经过高淳姥姥家，请我吃大闸蟹。啊，大闸蟹，上海话叫“dú zā há（杜杂哈）”，这正是我的最爱！听闻学生要请我吃“杜杂哈”，立刻喜形于色，激动不已。

那天上午，于平安排司机驾车送我，学生刘柏、钱武一同随行。抵达高淳，于平还带我们逛了老街。午宴设在饭店的一个大包间里，十余位亲友与我们围坐一张大圆桌，菜肴丰盛可口。待到一大盘冒着热气的金黄色大闸蟹端上桌面，与我并肩坐主位的老者率先把一只大如巴掌、市价百元的母蟹送到我面前的盘子里时，我立刻垂涎欲滴。在旁边老者的“请吃”提示下，我动手卸腿、剥壳、吃蟹黄，三下五除二吃尽蟹身里的肉；剩下两只大钳与八条蟹腿，慢慢剥取细肉，细细品味，很是过瘾。

2020年初，我的回忆录《平园凡花》基本定稿，就将序言、目录和第一部分关于战争年代的四篇文章发给于平请他赏读。于平随即托请原江苏省委党史办研究室主任、书法家常浩如先生为我的回忆录题写书名，令我感念至深。

2025年4月1日，我告知于平运河中学王桂君书记去世，彼时他正在北师大开会，即刻请假返回邳州吊唁，并专程赴官湖，到小儿子住处探望我，令我十分感动。

2026年2月13日，于平撰文《我的运河中学红房子记忆之五：刘企华老师》，发表于《文化佳园》。文中称我为“恩师”，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还说他“文凭最低”，却能与“全国顶尖级的专家”一起创作党的二十大献礼片《领航》，靠的是我教导他坚持写《观察日记》的底气，令我倍感欣慰。

2026年5月20日，我赴苏州看望从美国回国发展的学生朱永亮。于平闻讯，当即从上海赶赴苏州与我相聚，还带来礼品。我们相见甚欢。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

于平的女儿笑称他“靠着高中语文混了一辈子”。而于平“混”得如此辉煌的“一辈子”，所“靠着”的“高中语文”，正是我刘企华当年在课堂上教授的。何其幸也！

于平，你永远是老师的骄傲！

2026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