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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今天(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一篇题为《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的文章很值得关注(全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篇延续此前政策基调的常规报道。但细读全文,一个在认识层面长期存在偏差的问题,这次有了清晰答案:传统产业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到底该摆在什么位置?
文章的表述很直接,“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让“老树发新芽”。这句话并非首次出现,但放在头版头条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的公开发布形成配套传播,分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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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地方实践中的一种倾向值得注意:不少地方把“新质生产力”等同于“新兴产业”,产业规划里言必称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科技,钢铁、化工、建材、纺织等传统产业则被有意无意地“降级处理”。有的地方甚至把传统产业简单贴上“落后产能”的标签,急于“腾笼换鸟”。
这种偏差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警觉。国家发改委在就《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答记者问时,明确点出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的片面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抓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有的布局规划未来产业、新兴产业赛道雷同,没有体现因地制宜要求”。
注意措辞——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苗头性问题”,意味着这一偏差已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经济日报10月9日的“数说经济”评论说得更直白:那种认为产业“非新即旧”的认识偏差,“很容易成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隐性堵点”。
《人民日报》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以头版头条规格为传统产业“正名”,实质上是在做一件事:重新定义“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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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分量,远比舆论场上的“存在感”要重得多。
新华社此前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经济日报的评论进一步指出,传统产业“承载着绝大部分就业岗位,也是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配套基础与应用试验场景”。
更重要的是,传统产业远不是一些人想象中“低附加值”的代名词。《人民日报》文章举了两个案例:在河北邯郸,传统钢铁产业从粗放冶炼向智能创新转型;在广东佛山,新技术新方案不断赋能家具、家电、陶瓷等传统产业。
邯郸钢铁的变化有具体数据支撑。据河北经济日报报道,邯郸重点钢铁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超过85%,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0%以上。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新区已有300多个流程实现智能化控制。更关键的结构性变化是,邯郸钢铁品种钢占比已达52.5%,超过半数的钢材不再是低端粗钢产品。
佛山的故事同样有说服力。新明珠陶瓷的5G智能工厂里,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控全流程生产数据,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较传统工艺降低30%以上,AI视觉质检系统以98%以上的准确率甄别瑕疵。维尚家具通过数据驱动实现柔性生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超30%,一般定制订单7天至10天即可完成。
这些案例说明的同一个道理是:传统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化”,不是靠换个赛道实现的,而是在原有赛道上完成质态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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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被纳入新质生产力范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政策资源怎么配?
过去两年的实践倾向是“选冠军”——集中土地、资金、人才资源投向前沿赛道,希望在新兴产业中快速培育出增长极。这种做法在特定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当“选冠军”变成“抢赛道”,当各地不顾产业基础盲目跟风布局热门产业,结果就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经济日报的评论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政策逻辑需要从“选冠军”转向“建生态”。这意味着,政策支持的重点不再是“哪个产业更新”,而是“哪个环节的转型更有效”。
这一转向在资金端已有体现。据国家发改委披露,2026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1.2万亿元,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域既有新兴产业的范畴,也直接服务于传统产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改升级。换言之,资金支持的评判标准不是“产业新旧”,而是“是否有助于生产力质态提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本身在产业政策框架上也做了调整。它将产业体系分为三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改造提升”被放在首位,而非“培育壮大”。这个排列顺序本身就是政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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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文章通篇围绕“因地制宜”展开,这个关键原则的核心含义其实是约束,不是告诉地方“可以做什么”,而是告诉地方“不该做什么”。
国家发改委答记者问对此有明确表述:“坚持因地制宜,就是要把立足资源禀赋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准则”,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并强调“绝不能同质化重复建设造成巨大资源浪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保障措施部分的要求更为严厉:“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
这意味着,对地方官员而言,“因地制宜”不再是一个可以灵活解释的软性表述,而是一道有问责机制硬约束的红线。对于那些产业基础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来说,与其耗费大量资源去追逐一个本地毫无基础的“前沿赛道”,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让存量产业实现效率跃升。
佛山的选择提供了参照。佛山明确提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布局“三箭齐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26年的量化目标中,佛山将“推动不少于200家规上企业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列为硬任务。这种“先稳住基本盘、再谋求增量”的思路,比一味追新更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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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开头的问题:传统产业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该摆在什么位置?
《人民日报》文章的回答是明确的,但它更深层的信号不在于给传统产业发一张“新质生产力”的认定书,而在于确立了一套评判标准:不看你在哪个行业,看你的生产方式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
经济日报的评论把这个标准说得很清楚:“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只要依托科技创新,实现了生产方式变革、效率提升、产品升级,就是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关键词是“生产方式变革”。
这意味着,传统产业的企业不应再把自己定位为“被改造的对象”,而应主动将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内化为自身的竞争力。
对地方政府的含义则更具挑战性:产业政策的评估标准需要从“引进了多少新兴产业项目”转向“存量产业的质态提升了多少”。
后者更难量化,但恰恰是“因地制宜”的真正落地之处。 “引进来”过去可以靠优惠政策快速撬动,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和招商引资禁止事项清单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这条路子的合规空间正在急剧收窄,而“提上去”所需要的技术积累、人才培育和制度配套,从来就没有捷径可走。
《人民日报》今天头版头条为传统产业“正名”,不是要否定新兴产业的价值,而是在纠正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差。
当各地都在争抢同样的几张“新赛道”入场券时,那些默默完成智能化改造的钢铁厂、陶瓷厂、家具厂……可能才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底盘。它们的转型故事或许看起来不够“性感”,但它们代表的,是80%的制造业体量和绝大部分就业岗位的真实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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