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员工教AI干活，结果自己饭碗没了！提前一天才通知？CEO道歉

面对记者关于美国企业如何处理澳大利亚健康数据、为何延迟数周通知相关机构的问题，权的回答冷静而程序化，甚至有旁观者调侃，他的表达方式“听起来就像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但当天最受关注的证词，并非来自人工智能企业高管，而来自一名配音演员。

杰奎·邓肯曾为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广告录制超过5000条配音。她告诉人工智能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自己并不拥有这些作品的版权。过去三年，她的收入一直稳定，但上一财年仅剩此前水平的30%。如今，她不得不从事第二份工作。

“人工智能语音和表演显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邓肯说，客户利用人工智能降低成本，也压低了行业长期形成的报酬标准。“既然它更快、更便宜，我们也就应当更快、更便宜。”作为媒体工会表演者分支“公平组织”的新南威尔士州主席，邓肯在听证会上表示：“我从未同意让人拿走我的作品。”澳大利亚配音演员协会主席西蒙·肯尼迪也表示，过去一年会员获得的工作减少了62%。

在悉尼和墨尔本举行的听证会上，配音演员、银行员工和零售工人讲述了人工智能如何进入工作场所，以及它如何改变人与工作的关系。

邓肯表示，虽然自己没有广告配音作品的版权，但她认为自己的声音、身体特征和多年行业经验应该受到保护。她说：“但如果这些表演中包含的是我的生物识别数据，以及20年的行业技能，我就应该有发言权。”她认为，如果一段表演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和数千人的训练、表演技能、经验和创造性意识，都被压缩成0和1，免费输入大语言模型后再被输出”，那么客户不应拥有无限使用权。

她认识一些演员，他们的声音和面孔未经许可，就被人工智能复制并用于新的商业广告。一名同行曾询问制片人，为何没有征求意见，对方回答称，他“以为已经获得了同意”。邓肯说：“这让人感觉受到了侵犯。”肯尼迪向委员会表示：“这不关乎报酬，而是关乎同意。”“事后才允许退出已经太晚了，因为你无法消除对一个人造成的侵犯。”

科明表示，他不知道是否确实只提前一天通知，但承认银行处理方式存在问题。“我过去曾为此道歉，现在也毫不犹豫地再次道歉。”他说。科明同时承认，未来一个复杂问题是，员工可能会感觉自己正在训练取代自己的技术。

代表20万名零售、快餐和仓储工人的商店、分销及相关雇员协会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承担管理职责，包括安排班次、分配任务，并参与决定员工是否接受绩效管理。该协会提交材料称，一名在超市工作超过30年的员工，因为人工智能结账系统判定扫描错误而收到最终书面警告。

该系统通过顶部摄像头比较商品和扫描记录。这名员工平均扫描533件商品才出现一次错误，错误率约为0.18%，但她从未被告知系统允许的错误标准。工会还指出，奥乐齐新南威尔士州物流中心根据仓储数据提高拣货标准，导致员工感到疲惫、压力增加，甚至出现受伤情况。奥乐齐回应称，拒绝接受有关效率标准危及员工安全的说法，并表示公司会与员工协商，为新流程提供培训。

谢尔登则批评说，这些案例体现出一种趋势，即“把人当作有脉搏的条形码”。澳大利亚工商会对此反驳称，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人工智能已经在工作场所造成系统性伤害，并认为现有劳动法规已经能够处理相关问题。

澳大利亚此前也经历过大规模产业转型。2016年至2017年间，福特、丰田和霍顿相继关闭澳大利亚汽车制造工厂，约14000个岗位消失。政府和企业随后投入约3.8亿澳元，用于员工培训和产业转型。

研究显示，这些支持措施帮助部分工人重新就业，但恢复过程并不均衡。南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安德鲁·比尔曾追踪相关工人，他发现，部分年龄较大的员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只能接受薪资更低、发展空间有限的岗位。

比尔提出疑问：“当一名45岁的应收账款女职员因人工智能接替了她的岗位而被裁员，会发生什么？”他认为，这类员工可能会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迫降级，“进入薪酬更低、行业景气度更弱的岗位，目标只是维持生活，而不是取得更好的发展”。

目前，维多利亚州已经投入1400万澳元帮助超过6200名员工接受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但联邦政府尚未建立专门针对人工智能导致失业者的援助计划。

2024年11月，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应用委员会提出13项建议，其中包括将人工智能纳入工作场所安全监管范围。谢尔登仍在推动相关法律改革，希望人工智能造成的风险能够被纳入现有职业安全体系。部分人工智能企业也承诺加强透明度。安思睿智表示，是否向政府报告人工智能事故，目前可能仍取决于企业内部政策；开放人工智能和安思睿智均支持通过法律要求披露事故。

助理部长安德鲁·查尔顿表示，医疗保险数据事件将影响政府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标准的计划。但对于配音演员而言，问题已经持续多年。肯尼迪说，政客“很擅长点头”。“我这话并非讽刺。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听我们说什么，然后觉得，‘这很有道理’。”随后他补充道：“当然，接下来还需要行动。”

但这些建议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目前，澳大利亚政府仍倾向依靠现有法律，而不是制定新的人工智能专门法规。对于邓肯而言，核心问题并不只是收入减少，而是人在技术浪潮中是否仍拥有决定自身形象和劳动价值的权利。她说：“绝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已经获得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