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8年10月25日，湖南衡阳，已经离休多年的葛振林拄着拐杖走进衡阳市公安局。接待人员认出了这位老英雄，连忙请他坐下，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
老人沉默片刻，开口却不是为自己，也不是来求情。他说：“我要举报我的三儿子葛拥宪吸毒，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不要顾惜我的老脸。”
这句话分量很重。
葛振林不是第一次反映此事。此前，他已经到黄茶岭派出所举报过几次。派出所曾对葛拥宪进行批评教育并作出罚款处理，但考虑到当时情节以及葛振林的身份，没有立即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可教育和处罚，并没有让葛拥宪真正停下来。他已经形成依赖，身边又有一些不良交往，想靠个人意志摆脱，谈何容易。葛振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没有动用自己的名望替儿子遮掩。
真正刺痛老人的，是一枚勋章的失踪。
那是中央军委颁发的红旗勋章。对普通人而言，它或许只是一件荣誉物品；对葛振林来说，却承载着战火、牺牲和战友的名字。他一直把勋章放在家中柜里，轻易不拿出来。
1994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葛振林接到通知，要到北京参加招待会，并按要求佩戴勋章。他打开盒子时才发现，里面早已空了。经过查找，才知道勋章被葛拥宪拿去变卖，所得钱款被用于购买毒品。
老人气得流泪。他没有只骂儿子败家，而是把问题看得更深：“三儿啊，毒品会使你堕落，往后还可能走上犯罪的路。”
这番话没有马上改变儿子。葛振林曾经反复劝说，也曾设法管束，但葛拥宪屡屡反复。父亲的疼爱，在这里没有变成纵容；恰恰相反，越是疼爱，越不能眼看着儿子一步步陷下去。
葛振林的性格，早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形成。
1941年狼牙山战斗中，面对日伪军重重包围，葛振林和战友们把敌人引向山顶。最后，五名战士将枪支弹药砸毁，纵身跳下悬崖。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树枝托住，幸免于难；其他三名战友壮烈牺牲。
后来，葛振林很少主动讲这段经历。他曾对前来听报告的学生说：“我们都是八路军，换了你们，也会这样做。”话说得平淡，却不把个人生死和功劳挂在嘴边。
他负伤很多，49岁时申请离岗休养，1982年正式离休。离开工作岗位后，他仍担任学校校外辅导员，先后作革命传统报告三百多场。只是每当讲到狼牙山，他常常避开细节，因为那些细节后面，是没有回来的人。
对家人，他同样有一套明确的原则。
葛振林有四个儿子，长子葛长生参军后成为工程技术人员，其他几个儿子大多是工人。三儿子葛拥宪跟随父亲时间较长，也是老人最疼爱的孩子。葛拥宪从师专附中毕业后下乡，返城时曾希望父亲出面，帮自己安排一份轻松稳定的工作。
葛振林拒绝了。他告诉儿子：“不能因为我是干部，就替家里人开方便之门。”后来，葛拥宪被分配到衡阳建湘柴油机厂做磨工。企业效益变化后，他买断下岗，生活逐渐失去规律，后来沉迷打牌，又跟随他人到南方做生意，最终染上毒瘾。
家庭关系到了这种地步，旁人最容易想到的是遮掩。葛振林却选择了相反的路。他亲自到公安机关反映情况，要求依法采取措施，甚至明确表示：“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999年，全国禁毒图片展巡展期间，葛振林还主动提供葛拥宪接受强制劳教戒毒的照片，用于警示和教育。他没有回避儿子的错误，也没有把自己的战斗英雄身份当作保护伞。
有人担心这会损害老人的名声，结果却没有出现这样的议论。许多人看到的，是一名父亲在亲情和原则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治病要下猛药，纠错也不能只靠眼泪。
经过戒治，葛拥宪后来重新开始生活。只是这份迟来的醒悟，没能换来太长的相处时间。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去世，享年88岁。面对父亲的遗体，葛拥宪长跪不起。他说，父亲生前最疼爱自己，自己也曾因父亲的严厉而怨恨过父亲。等到老人再也不能开口时，那些怨恨只剩下难以排遣的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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