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北京吏部衙门，新科进士拿到任用凭据后，往往还不能立刻走马上任。中了进士，并不等于马上有官做；取得功名，也不代表手中已经握有一枚真正的官印。
清代官缺有限。雍正至道光年间，全国文武实职官员大约两万三千人，而拥有功名、品级或候选资格的人却远超这个数。到了晚清，候补人员甚至达到数万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坑少人多，等待便成了制度中的常态。
所谓候补，并不是单指某一种人，而是指已经具备任官资格，却暂时没有实缺的群体。他们有的刚刚取得功名，有的原本就是在任官员，还有的通过捐纳获得品级。身份不同，等待时间和入仕机会也相差悬殊。
最有希望的，是进士出身者。清初官场尚缺人才，新科进士经过引见后，往往可以较快授职，个别人甚至能从较高的品级起步。康熙中期以后，进士人数增加，立即授官的情况减少，但他们仍属于候补人群中的优先者。
进士候补期间，很多人会进入翰林院、六部或其他衙门学习行走。这种等待并非完全没有名分，他们通常仍处于朝廷的任用体系之内，能够接触政务，也有机会凭考核、资历和上官评价获得实缺。康熙晚年，进士平均候补约六年；雍正、乾隆时期，往往要等八年左右。
举人的处境就艰难得多。若被选为候补知县，既没有进士的出身优势，也缺少在京任职的便利，只能等待地方官缺出现。运气好的，熬上十几年可以得到一任；多数人年华老去，仍只是名义上的候补。
有意思的是，清初举人的机会曾经不错。康熙年间，副榜贡生于成龙就曾被选任广西罗城知县。那时地方事务繁重，朝廷急需基层官员，资格门槛相对宽松。随着科举人数增加，候补队伍迅速膨胀，早年的通道自然越来越拥挤。
另一类候补，来自原先已经做官的人。官员因父母去世而回籍守制，通常要服丧三年，原来的职位便会由他人接替。守制期满后，他不能直接回到原任，而要重新进入候补或铨选程序。不过，这类人有资历作保障，遇到相应官缺时，往往享有优先补授的便利。
官员升迁后，也可能暂时处于候补状态。吏部常用“以知府用”“以道员用”“以郎中用”等说法，只确定新的品级和用途，却不马上指定具体衙门与地点。名义上升了官，实际上还得等同级职位空出来，才能真正接印办事。
这里面的制度考虑很现实。若一个人一升官就立刻占据某个职位，原任官员便无处安置，地方政务也容易被打乱。因此，清代升调常常只先确定资格，再等待缺额。官场上所谓“升而未任”，正是这种安排的结果。
捐纳人员则是另一番情形。清代允许捐资取得监生资格、官衔或品级，部分人还能凭此进入候补序列。清初和清中期，捐纳规模尚未失控，出资者有时确能获得实职；但晚清候补人数激增，捐来的品级更多只是身份和体面，真正放缺的希望反而变得渺茫。
有人问：“同样是候补，为什么有人几年就能上任，有人一辈子都等不到？”答案并不复杂，关键在出身、班次、资历和所候职位。进士班、在任官员因事开缺者，通常排在前面；举人和捐纳人员，则往往处于后列。至于地方富缺、京官要职，更不是单靠一纸资格就能得到。
清代还有一条特殊通道，那就是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经过馆选后，属于朝廷重点培养的文官，散馆合格者多有较顺畅的任用路径。在京可以进入翰林院或六部任职，外放知县时，也往往不必经历普通候补官那样漫长的等待。
这就是庶吉士被称作“老虎班”的原因之一。科举取士看似只有一场考试，真正进入官场后，却还要经过班次、铨选、考核和缺额的层层筛选。功名只是敲门砖，能不能拿到实缺，还要看门后究竟有没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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