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春，周养浩走出关押多年的大门时，已经是69岁。接待人员按规定为他准备了路费，并告知他可以自行选择今后的去处。这个曾在狱中表现积极的人，没有留在大陆，而是提出前往台湾。这个选择，让他过去的态度重新受到审视。
周养浩1906年出生于浙江，早年当过小学教员，后来进入上海法学院学习法律。按这条人生轨迹，他原本更像一个读书人。可在时代剧烈变化中，他凭借同乡关系进入复兴社特务处，逐渐走进军统系统，人生方向也随之改变。
抗战时期，周养浩曾任重庆市警察局第三科科长。1941年，他与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结婚，关系上的靠近，使他在特务系统中更加顺遂。此后，他出任息烽监狱主任，负责管理被关押人员。
息烽监狱条件并不好。周养浩擅长经营，先后组织开矿、种植和生产活动，要求部分人员参加劳动。从管理角度看，他确实做出过一些成绩；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变监狱的性质，更掩盖不了他在特务系统中的身份。
他不是只会办事务的管理者。到了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重庆方面却仍在加紧处理被关押的政治犯。杨虎城及其家人，也因此被推到了危险边缘。
关于这场惨案的具体部署，相关回忆和史料记载存在细节差异，但周养浩参与诱骗杨虎城一家前往重庆，是许多材料反复提及的一环。当时，他以商谈西北问题为名接近杨虎城，态度显得十分热络。
“请杨先生到重庆一趟，有事相商。”
杨虎城起初并不相信。周养浩便陪同他外出，刻意制造即将获释的假象。一个长期被控制的人，面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宽松，很难完全不产生期待。周养浩利用的，正是这种心理变化。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一家被带到重庆松林坡一带。随后，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等人遭到杀害。周养浩在其中承担的，并非直接行凶，而是把人引入了早已布置好的陷阱。事情办妥后，他得到赏赐，并被安排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
有意思的是，特务系统内部并不真正看重他。沈醉、徐远举等人对这位凭关系上位的同僚颇为轻视。周养浩手里有职务，却未必有相应的威望。派系关系带来的位置，往往也会带来更多防备。
同年，周养浩从昆明乘机转移，飞机却迟迟无法起飞。有人邀他进城，他没有立即答应，随后又得知飞机燃油被抽走。察觉情况不对后，他解下武器，拆掉军衔标志，躲进一辆破旧汽车，仍未能逃脱。卢汉方面已经控制昆明，他的退路就此断绝。
1950年，周养浩被作为战犯押回重庆。关押期间，他凭借法律知识应对审讯，长期拒绝承认自身责任，也不接受劝说。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材料中对自己的处理意见，得知沈醉曾作出不利于他的供述，返回牢房后与沈醉发生冲突，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
这种强硬态度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狱中的周养浩并没有表现出明显悔意，言谈举止仍带着旧日特务头目的习气。遗憾的是，后来他突然改变做法，开始参加劳动，服从管理，也主动完成一些改造任务。
这种变化究竟出于悔悟，还是出于对处境的判断，外人很难替他下定论。可以确定的是，1975年特赦时，他已经符合当时的相关条件。获释之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希望前往台湾与亲属团聚。
台北方面并未接受他的请求。对一个曾经身处军统核心外围、又与重大案件有牵连的人来说，那里未必愿意为他提供归宿。周养浩后来在女儿安排下前往美国，此后很少谈及两岸问题，也没有再回到曾经熟悉的权力圈子。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去世，终年84岁。一个早年读法律、当过教师的人，后来成为特务系统中的执行者；一个在狱中长期强硬的人，又在晚年通过积极表现获得特赦。不同阶段的姿态彼此矛盾，却共同拼出了他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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