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演员拿出全部身家为志愿军捐献飞机，毛主席特别称赞了不起！

1951年8月，西安城内，豫剧演员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作出一个决定：把家中能变卖的财物尽量变卖，再带着剧社外出演出，筹款购买一架战斗机，支援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

这件事听起来近乎不可思议。一个唱戏的女演员，凭什么要承担这样大的代价？常香玉给出的答案很朴素：“国家的难，就是自己的难。”在她看来，战士们在前线流血，后方的人不能只站着看。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9月15日出生于河南巩县董沟。父亲张福仙也是豫剧艺人，她从小跟着父亲学戏。旧社会里，唱戏并不是一条受人尊重的路，张家族人甚至不愿让她继续使用“张”姓。

后来，张福仙让女儿认常老大为义父，并取艺名“常香玉”。这个名字最初只是为了谋生，谁也没有料到，几十年后，它会和抗美援朝、人民艺术家这些词紧紧连在一起。

学戏很苦。父亲对她要求极严，唱腔、身段、翻功，每一项都要反复练习。常香玉十几岁登台，逐渐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她不满足于照搬旧腔，而是在传统豫剧基础上不断调整，后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常派”。

抗日战争时期，常香玉辗转演出，也亲眼见过百姓流离失所。1938年，她在洛阳演出时遭到骚扰，随后随班社前往西安。在那里，她办戏班、办学校，还通过义演为难民和抗战募集款项。舞台对她而言，从来不只是谋生之处。

1944年，21岁的常香玉与27岁的陈宪章结婚。两人既是夫妻，也是长期并肩做事的伙伴。新中国成立后，常香玉主动要求减薪，还购买公债，尽力支持国家建设。她并没有把“爱国”停留在戏台上的唱词里。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投入抗美援朝战争。敌军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志愿军的运输线和阵地经常遭到轰炸。广播里传来的战况，让常香玉久久不能平静。

一次听到志愿军阵地遭受大规模空袭后，她握住陈宪章的手说：“咱们也做点事，给志愿军买一架飞机吧。”

陈宪章没有犹豫：“中，咱们就这么办。”

家里的房产、汽车和贵重物品被陆续变卖，孩子的金锁也拿去换钱。夫妻二人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只有8岁，最小的才3岁。为了让剧团能够长期巡演，他们把孩子托付给西安保育院，自己则踏上义演之路。

从1951年8月7日开始，常香玉带领剧社辗转开封、郑州、新乡、广州等地，演出《白蛇传》《洛阳桥》《西厢记》等剧目。陈宪章还改编了《花木兰》，让常香玉饰演这位披甲上阵的巾帼英雄。

这支队伍的生活十分节俭。常香玉和陈宪章不领取报酬，却照常给演员发工资。剧场经理主动免除场租，工人帮忙搬运布景，许多普通观众拿出积蓄、首饰甚至手表捐款。有人说得直白：“我们不能上前线，就出一份力。”

半年时间里，剧社演出180场，除去必要开支，共筹得旧人民币15.2亿元。1952年2月7日，常香玉回到西安后，将款项汇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用于购买战斗机。

这架米格—15战斗机后来被命名为“常香玉号”，之后改名为“香玉剧社号”。它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之作，飞机背后还凝聚着剧场经理、搬运工、普通观众和无数捐款群众的心意。

消息传开后，《人民日报》刊发报道。周恩来总理接见常香玉时，称赞她为抗美援朝做了大好事。毛泽东观看豫剧《拷红》后，也握着她的手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嘛，我该向你学习呀。”

1952年底，飞机捐赠仪式在郑州燕庄机场举行。常香玉走进机舱，在教官介绍下了解设备，还按下机炮开关。走下飞机时，她对飞行员说：“你们一定要打败敌人，你们是全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捐出飞机并没有成为她义演的终点。1953年3月5日，常香玉以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的身份，率队进入朝鲜战场，为志愿军官兵演出。炮火声中，戏台可能只是一块空地，观众却总是早早等候。

她曾为伤员唱戏，也曾在清晨给站岗的小战士单独清唱。那个战士说自己奉命保护常香玉，她听后没有摆架子，只问他想听什么。嗓子发炎、重感冒时，她仍坚持登台。志愿军官兵把她称为“最亲的人”，这份称呼，比任何奖章都直接。

常香玉在朝鲜为部队演出了180多场。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抗美援朝战争结束。1959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在郑州逝世，享年81岁。那架承载着剧社和群众心意的战斗机，后来被中国航空博物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