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陕北的窑洞里,摆着一张摊开的地图。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区连续作战一年,歼灭国民党军超过百万。按常理说,既然在熟悉的地方能够打胜仗,为何还要把主力推向陌生的国统区?
答案不在一场战斗的胜负,而在战争能不能继续下去。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试图凭借兵力、装备和交通条件,迅速摧毁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基础。人民解放军没有处处硬顶,而是利用熟悉地形和群众支持,采取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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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的一年战绩显示,国民党军被歼灭一百一十二万人,其中俘虏六十七万七千人,毙伤四十二万六千人,起义一万七千人。这组数字说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但数字背后,还有另一层问题。
国民党军把战场推入解放区,损失的是部队,消耗的却主要是解放区的粮食、牲畜、民工和基层组织。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次胜利,都要依靠当地百姓提供运输、粮秣和伤员安置。仗打得越久,解放区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陈毅曾用很形象的话说明这种困境:双方几百万人挤在解放区,哪怕每天只解决吃饭问题,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俘虏人数增加,并不意味着负担消失,收容、看管和供给同样需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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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也谈到过冀鲁豫的实际情况。经过长时间作战,农民家中的鸡、猪和牲口越来越少,村庄周围的树木也被砍伐。战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胜利固然重要,可土地和百姓不能无限承受战争消耗。
有意思的是,解放区的优势,恰恰可能变成一种限制。这里便于隐蔽、便于发动群众,也便于部队补充兵员;可是面积和资源毕竟有限。国民党统治区域广阔,人口、城市、铁路和工商业基础都比解放区雄厚。若始终守在原地,即便不断歼敌,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物质条件。
毛泽东考虑的,正是这个战略矛盾。不能只问“这一仗能不能赢”,还要问“战场放在哪里,谁在承担战争成本”。如果让国民党军长期把战火压在解放区,解放军即使战术上占优,也可能在持续消耗中陷入被动。
因此,人民解放军必须把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让对方的交通、粮秣、兵站和地方统治承受压力。战争不能永远在自己的仓库门口进行,也不能只靠歼灭敌人来维持胜势,还要迫使敌人失去原有的后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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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随后挺进大别山。部队长途跋涉,缺少稳定根据地,重装备难以携带,伤病员安置也十分困难。进入大别山后,部队遭遇连续作战和补给不足,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有人问:“在解放区打得好好的,为什么偏要往外走?”
这不是为了寻找一块轻松的战场,而是为了打破原有的战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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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非单纯追求占领多少城镇,而是把一支战略力量楔入国民党统治腹地,牵制其兵力,威胁长江中游地区,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陕北等战场抽调部队应对。由此,解放区获得了喘息和调整的机会,国民党军的进攻部署也被迫改变。
这一步看起来吃亏,实际改变了主动权的归属。人民解放军不再只是等待敌人进入解放区,而是开始把战争压力送到对方腹地。豫西、鲁西南、陕北等方向的战略行动,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呼应,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逐步转入战略进攻。
孙子所说的“以近待远”,适合解释局部作战,却不能代替整个战争的判断。真正高明的用兵,并不是永远选择最舒服的打法,而是在必要时主动离开熟悉区域,用暂时的困难换取全局的转折。
解放区消灭一百一十二万国民党军,是重要的战役成果;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则是更深一层的战略选择。前者解决眼前的敌人,后者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消耗方式。两者结合起来,人民解放军才逐渐从“在根据地求生存”,走向“把战争推向全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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