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安法再迎大修，更精细守护食品安全底线 | 新京报评论

▲资料图：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在一家餐饮机构后厨检查食品安全。图/新华社

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10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再次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自2009年实施以来，现行食品安全法已历经四次修改，此次也是自2015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再一次大规模系统性修订。

近10年来，网络食品交易、社区团购等新业态日新月异，食品安全违法手段也不断翻新。面对执法裁量、责任衔接甚至监管真空等新情况新问题，再次大修食安法，既是制度对现实变化的主动回应，也是全链条监管、全过程治理理念的法治再升级。

此次修订，聚焦众多社会关切的食安问题，诸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责任如何压实、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如何从严惩治、食品安全治理如何加快数字化转型等，皆有涉及。

尤其是，在系统性回应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突出矛盾的同时，此次修订对纠偏屡受诟病的“过罚不当”、规范争议不断的“职业索赔”，也提供了明确且可操作的具体指向。

为“过罚相当”划刻度

现行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采取固定罚额与货值金额倍数相结合的方式，重典治乱的导向十分明确。

但现实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规模不一，有的涉案货值仅数十元或百余元，有的却高达数百万元。若主要适用固定罚额，或裁量标准不够精细，就可能出现“小过重罚”，如屡成舆情热点的“拍黄瓜遭天价罚款案”。

再若机械套用倍数，不区分违法性质、主观过错、危害后果和整改情况，也可能造成“大过轻罚”。处罚畸轻，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处罚畸重，又会损害个案公正和执法公信力。

过罚相当，是行政处罚的法治底线。此次修订强调罚款与违法规模自动挂钩，不是简单地“就低”或“就高”，而是让罚款数额随着违法金额、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动态变化。

这意味着，行政处罚不只看法律条文上的罚则档次，还要综合考量违法所得、涉案货值、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食品安全风险、相对人主观过错、改正态度、危害后果等情节。

对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违法行为，当依法从严；对情节轻微、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也应给予必要的容错空间。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多重目标的实现。

一方面，重罚重处有更明确的量化基础，让严重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另一方面，小微主体也能获得更公平的对待，避免因轻微违法而承受与其行为明显不相称的处罚。

而其本质，是把比例原则嵌入食品安全执法：处罚目的、处罚手段与违法程度之间，应当保持适当、必要、均衡。

给“职业索赔”设边界

执法既要霹雳手段，也要菩萨心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同样体现了这种平衡。

食品安全法确立“退一赔十”等惩罚性赔偿规则，目的在于震慑违法生产经营，鼓励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但是，近年来，部分“职业索赔人”以索赔为业，批量购买小额问题食品，反复提起诉讼，甚至故意拆分订单、制造多次交易，把惩罚性赔偿异化为牟利工具。

对此若不加区分予以支持，不仅偏离制度初衷，也会导致这一制度功能错位：原本用于弥补消费者维权成本、惩治严重违法和提高违法成本的制度约束，被异化为低成本、可复制的商业牟利模式，削弱惩罚性赔偿在惩戒与预防功能上的精准性。

实践中，司法机关已注意到这一问题——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明确惩罚性赔偿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予以支持。

比如，在“沙某诉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沙某首次购买的“黄芪薏米饼干”，未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应予支持惩罚性赔偿，其在确认案涉饼干存在问题后的大量加购，则不予支持惩罚性赔偿金。

这一裁判，区分了真实消费与牟利性加购，既依法惩治违法生产经营，也防止惩罚性赔偿被异化为反复获利的工具。此次修订，则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将相关司法裁判规则转化为制度规范。

从法理上看，惩罚性赔偿虽名为“赔偿”，却具有惩戒、威慑和预防功能，不同于填补实际损失的补偿性赔偿。其适用应以真实消费关系为前提，以食品安全损害风险为对象，以生活消费所需为边界。

这一制度纠偏，并不等于削弱食品安全治理。真实消费者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仍可以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并主张惩罚性赔偿；对制售假冒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严重违法行为，食品安全法并未放松打击。

良法贵在管用，治理重在精细。食品安全监管既要保持“严”的基调，也要坚守“法”的边界。

此次修订将过罚相当原则进一步细化，将惩罚性赔偿的司法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贯穿始终的内核正是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与治理从“一律重罚”向“精准处罚”、从“单向监管”向“多元共治”深化。

制度越精细，权力运行越规范，公众权益越有保障。唯有让严格执法、诚信经营和理性维权形成合力，才能守护好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撰稿 / 王仁琳（法律工作者）

编辑 / 何睿

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