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存款超173万亿，为什么还要靠过期消费券催花钱？

今年来一直有一个人物不断提出一个比较不起眼的建议就是按身份证普发消费券、限期使用、到期作废。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谈论用“过期作废”来催着大家花钱的时候，就说明问题不在大家想不想花。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24年就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判断：既然多征富人的税这条路走不通，那至少要让这些人的钱花出去。乍一听像是药方，细想其实是诊断书——病根不是在消费这个表层，而是在财富分配这台机器已经转得发涩。

先看一个最硬的反差，在过去的几年里居民储蓄不断刷新高点、消费券不断地发放、以旧换新的活动也进行了多次，但是消费却没有出现人们所期盼的反弹。

一个普通家庭得到1000元后可以成为孩子辅导费、父母体检费用以及更换掉用过的洗衣机的钱源；而一个资产过亿的家庭得到一万块，则几乎会把账户里最小的金额也给挪动。财富越向塔尖集中，每一块钱对总需求的拉动力就越小。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数学问题。

因此想要消费起来就得把钱往下走的。但是目前的状况就是“钱不断地往上走”。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已达到173.48万亿元，接近历史峰值。“老百姓不借钱、只存钱”，这个趋势从2022年起就已经开始加强了。

能不能让富人多花？这条退路在全球范围内都证明是条窄路。富人是否要花钱，在国家宏观需要面前，看的是三样东西：资产是否会升值、钱放在国内是否安全、海外有没有更好的去处。发消费券、搞以旧换新、办促消费大会等同这个圈子没什么交集。

要动这块蛋糕的话，光一纸文件是不够的。财产登记、不动产信息联网、跨境资金监管、金融资产综合征税等等一系列底盘必须重新整理一遍，这就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工程。因此，“让富人花钱”不能叫做药方，而应该看作是一种承认——短期有效的手段就是那几种了。

再往深里看的话，“困局越来越紧”的原因就应该是“人口这条底盘在同步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489亿，全年出生人口为792万，比去年末减少339万，连续第四年出现负增长。减下去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涨上来的是领养老金、看病吃药的人口。

民政部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在截至到2025年末的时候，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3.23亿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两亿二千四百四十九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九。因此养老金池子入水口变细、出水口变粗。医疗资源供给属于慢变量，需求是快变量。延迟退休从2025年1月开始实施了年分段，并且很多人的“再干几年”表也重新绘制了。（注：这里没有出现任何多余的中文句子，而是直接引用原文中的内容）

人们把老龄化只当作人口话题来对待就是低估了它。老年人消费刚性大，储蓄意愿低；年轻人消费弹性大，储蓄意愿高，在人口结构倒挂时社会总储蓄率会下降、社保支出压力会上升，迫使政府加大税收、发行国债或者从沉淀的资产池中转移资金。三条路都必须走真招数。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收入上涨之后消费还不能提高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认为提振消费的前提就是老百姓有“钱”、“敢花”。有钱是收入问题，敢花是预期问题。而预期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而是依靠养老、医疗、教育三根柱子稳定支撑起来的。只要这三个方面一天没有托底，工资涨得再快也只会被存入定期存款中的一部分。发一张消费券可以让人多买一次家电，但是不能解决这本心里账的问题。

2026年上半年GDP达到69.57万亿元，同比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13700亿人民币”，占GDP比重约为59.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六成。表面看来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信号。但是服务业占比上去了，含金量得分开看。

假如这六个成就是高收入群体撑起来的，它只是财富塔尖内循环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涉及东北老工业区下岗工人、河南县城中年夫妇、西部山区留守老人等。反过来如果这个“六成”是普通家庭真正享受到更便宜、可及的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的话，这才是内需转型。两种“六成”，对于经济韧性的影响差别很大。

说到底中国的内需问题表面上是消费的问题，中间是收入的问题，最底层是分配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李迅雷那句话捅破了窗户纸但是没有把窗户打开。在窗户的背后有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全国统筹、财产信息透明化、不动产和金融资产的综合征税框架以及教育医疗均等化等各个方面的事情。这些事都不是轻松的事，但是又不能绕开它。“不要用制度去管人”，“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其实就是在讲要依靠群众来治理国家。

所谓“哄富人花钱”，不过是过渡期的权宜之计，不能成为长久的解法。真正的办法就是使普通家庭的收入曲线和安全感曲线一起上升。发券可以让钱动一下，但是只有养老、医疗、教育这三根柱子稳了之后，普通家庭才能让钱真正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