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31 万接手一家生鲜小店，干满半年，算完账目我夜里整宿睡

不着

花31万接手一家生鲜小店，干满半年，算完账目我夜里整宿睡不着。

去年秋天，我从厂里办了内退，拿着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加上跟亲戚借的一点，总共凑了31万，盘下了城南老街拐角那家生鲜小店。前店主老周拍着胸脯跟我说，这店一天流水少说三千，逢年过节翻一番，要不是儿子在省城给他买了房要接他去享福，打死他都不会转。我当时信了，或者说，我逼着自己信。四十五岁的人了，不想去给年轻人点头哈腰打工，总觉得手里有个店，才算在城里扎了根。

店不大，六十来个平方，左边三排货架摆着各种调料干货，右边两个大冰柜冻着鸡鸭鱼虾，中间是水泥台子，上面堆着当天早上拉来的青菜萝卜。门口支着两块门板，放些葱姜蒜和便宜的水果。早上五点半要起来去批发市场进货，晚上九点半才收摊，中间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只能就着冷水啃个馒头。头一个月，我老婆翠兰还来帮忙，后来她腰不好，蹲不下，就剩我一个人连轴转。

刚开始那阵子，我满脑子都是老周那句话：“这条街就你一家生鲜店，周围三个小区的人都来你这儿买。”可真干起来，我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斜对面五十米，新开了一家连锁生鲜超市，人家装修亮堂，菜品码得整整齐齐，还搞什么会员日打折。我这边呢，灯泡坏了两根，天花板渗水掉皮，秤还是老式的盘秤，称完还要心算价钱。年轻点的顾客进店转一圈，嫌环境差，扭头就走。只剩些大爷大妈，图我这儿近，或者贪我每天剩的菜便宜五毛钱。

我起早贪黑地熬，心想总能熬出头吧。可到第三个月头上，我翻开那个黑皮账本，一笔一笔算下来，除去房租、水电、进货损耗，还有那个月不小心收了一张一百块的假钱，净利润才四千出头。四千块，比我以前在厂里上夜班还少。我蹲在店门口抽烟，烟头烫了手才回过神来。旁边卖卤菜的刘姐探过头来：“兄弟，你这店不行啊，老周那家伙精着呢，他早就不想干了，就等着找个接盘的傻子。”我嘴上说“没事，慢慢来”，心里却像塞了一团湿棉花，又闷又堵。

真正让我崩溃的是入冬以后。那天凌晨下了场冻雨，我骑着小三轮去批发市场，路滑，转弯的时候连人带车翻进沟里。一筐鸡蛋碎了大半，两袋土豆滚得满地都是，我的手肘磕在石头上，血顺着袖子往下淌。我坐在泥水里，看着那辆破三轮和洒了一地的菜，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我在那儿坐了很久，直到天亮，才把能捡的捡起来，推着车一瘸一拐回了店里。

那天生意格外差，下雨天没人出门。我坐在冰柜后面，看着门口滴答滴答的雨帘子，想起老周转店那天笑得满脸褶子，还说什么“这店就是棵摇钱树”，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晚上回到家，翠兰问我手怎么了，我说摔了一跤。她没吭声，转身去拿创可贴，我看见她眼圈红了。吃饭的时候，她小声说：“要不，把店转了吧？咱亏点就亏点，别把身体搭进去。”

我筷子一搁，嗓门不自觉地大了：“转？那钱是借来的！转出去咱拿什么还？”翠兰不说话了，低头扒饭，眼泪一颗一颗掉进碗里。那顿饭吃得比哭还难受。

可第二天一早，我还是照旧五点起床。不是有多坚强，是欠着钱的人没资格矫情。我咬了咬牙，把店里的灯泡全换了，又花了两百块钱印了一沓传单，挨个小区门口发。传单上写着“老街坊生鲜店，不卖隔夜菜，每天特价”。我还在店门口挂了个小黑板，每天早上写上“今日推荐”和“特价菜”。头几天没什么用，可慢慢地，有几个年轻媳妇开始进店了，说看我挺实在的，菜虽然没那么好看，但吃着放心。

我心里刚松一口气，麻烦又来了。那天下午，一个烫着卷发的女的拎着一把芹菜进来，往台子上一摔：“你这菜里怎么有虫子？”我凑过去一看，是芹菜叶子上粘着一条青虫。我说大姐这菜是咱自家地里收的，没打农药，有虫子正说明新鲜。她根本不听，嗓门越来越大：“你这人怎么做生意的？卖有虫子的菜还好意思说！”我说那我给你换一把，她更来劲了：“换？你这是以次充好，我要去市场监督局投诉你！”

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有人起哄让她算了，有人看我的笑话。我那股倔劲儿也上来了，把那把芹菜拿过来，当着她的面把那片有虫的叶子摘了，又挑了一把最新鲜的递给她：“大姐，虫我给你赔，菜我也给你换，你要是还觉得不行，这钱退你，菜你拿走，算我的。”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软，嘴里嘟囔着“这还差不多”，拎着芹菜走了。

那天晚上我算了算，那把芹菜一块二，我赔出去的面子，却捡回了一点名声。后来那女的又来过几次，每次都挑挑拣拣，但不再闹了。有一次她买完菜，还跟旁边的人说：“这家老板虽然店破，但人实在。”我听了，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但真正的转机，是腊月二十那天的事。那天早上，我照常去批发市场进货，看见市场角落里有个老太太蜷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小筐萝卜，冻得通红的手不停地搓着。保安过来撵她：“这不让摆摊，你赶紧走！”老太太眼泪汪汪的：“俺从乡下坐早班车来的，就这十几斤萝卜，卖完就回去……”保安还要推她，我不知哪来的胆子，上前一把拦住：“我买了，全买了。”

老太太愣愣地看着我，我数了数，一共十二斤，按批发价给她结了钱。她千恩万谢地走了，我却犯了愁：那萝卜卖相不好，全是泥，还带着长短不一的缨子。拉回店里，翠兰看了直皱眉：“你买这干啥？谁买啊？”我说：“咱自己吃，腌咸菜也行。”可到了中午，一个穿环卫工服的大爷进门，看到那筐萝卜，眼睛一亮：“哟，这萝卜是刚从地里拔的吧？”我说是啊，大爷蹲下来摸了摸：“给我称两斤。”他买完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句：“现在这种萝卜少了，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的，看着好看，吃起来没味儿。”

那天陆陆续续，那筐萝卜竟卖了一半。我心里一动，第二天再去批发市场，专门找那些乡下老人挑着担子来的菜，虽然丑，但新鲜。我还在门口立了个牌：“本地农家菜，现拔现卖，量少，卖完为止。”没想到这个“丑菜”的生意越做越好，城里人吃惯了精品菜，反而稀罕这种带泥带虫眼的。有人专门绕路来买，说有种小时候外婆家的味道。

店里的日子总算有了起色。可这时候，房租又出了幺蛾子。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平时见着倒客气，那天突然上门，说合同到期了，要涨房租，从每月四千五涨到六千。我说涨得太多了，我这小店挣不了几个钱。他摊开手：“这地段值这个价，你看斜对面那家连锁超市，人家还在扩张呢，你要是嫌贵，自然有人愿意租。”我心里明白，他是看我这半年熬过来了，想多咬一口肉。

那几天我愁得睡不着，嘴里起了好几个泡。翠兰说要不换个地方，可我舍不得这些老顾客，再说装修、搬家、重新起灶，哪一样不花钱？我试着跟房东商量，能不能缓一缓，哪怕涨到五千呢。房东咬死六千一分不少，还说月底之前不签合同就让我搬。我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听着翠兰压抑的呼吸声，她知道我没睡，我也知道她没睡，但谁都没开口。

后来还是卤菜店的刘姐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傻啊，你不会去找那家连锁超市的老板谈谈？他们不是正想扩大吗？你把这店转给他们，或者跟他们搞个合作，总比让房东白占了便宜强。”我一开始抹不开面子，可转念一想，面子能值几个钱？我硬着头皮去了那家超市的办公室，一个三十出头的经理接待了我。他听我说完，笑了笑：“大哥，说实话，我们早就想开个社区团购自提点，你这个位置正好，就是店太小。你要是愿意，可以把店面租给我们，你替我们打理生鲜区，按月拿工资加提成，也不用自己进货担风险。”

我当时心一沉：这不等于让我从老板变打工的吗？可回家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是不能考虑。我已经四十五了，折腾不起了，与其死撑着这个随时可能被房租压垮的小店，不如借他们的牌子混口安稳饭吃。我把这话跟翠兰说了，她沉默了半天，说：“你拿主意吧，反正咱家啥苦没吃过。”

可到了签约那天，我又反悔了。我站在那间连锁超市崭新的玻璃门前，忽然想起冬天那个骑三轮摔进沟里的早晨，想起那把带着虫眼的芹菜，想起那些每天早上冲我喊“老板来把香菜”的老街坊。他们认的是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牌子。“经理，抱歉，这店我还是自己干。”我攥着手机，手心全是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那随你。

回去之后，我又去找了房东。这次我没带火气，带了一本账。“大叔，您看，这是我这半年的流水，房租四千五的时候，我一月能挣个五六千，要是涨到六千，我基本就是白干。到时候我撑不下去走了，这店空着，您租给谁都不容易。咱各让一步，五千，我签三年，房租每年缓涨两百，行不行？”房东翻了翻我的账本，又看了我一眼，大概看我也确实是老实人，终于点了头：“行吧，五千就五千，但要一次签三年。”我当场就签了。

过了年，天气转暖，我又想了个新招。我把门口那块小黑板换成了大屏的LED灯箱，晚上亮起来，老远就能看见“今日特价”几个字。又花了两千块买了个保鲜柜，专门放那些精品的车厘子、草莓什么的，走高端路线。但我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促销，就一个原则：东西新鲜，价钱公道，买不买你说了算。

三月份的时候，对门那家连锁超市突然贴出告示，说要内部装修，停业半个月。那半个月，我的店差点被挤爆。早上刚开门，就有人排队等着买豆腐和豆芽。我忙得脚不沾地，翠兰也顾不上腰了，帮我收钱装袋。最忙的时候，我一边给顾客称排骨，一边还要回答“老板明天还有没有土鸡蛋”。那种被人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这半年的苦都没白受。

可也正是在那半个月，出了一件大事。那天我进货回来，发现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心里咯噔一下。挤进去一看，一个老太太坐在马路牙子上，捂着胸口直喘气。旁边有人说，老太太在对面买完菜出来，突然头晕，摔了一跤，手机也摔碎了，联系不上家里人。我二话没说，放下菜就冲过去，蹲下来问她怎么样。老太太说心里发慌，头昏。我让旁边的人帮忙打120，又掏出自己的手机，找到老太太手机里存着的号码，给她儿子打了过去。等救护车来的时候，老太太抓着我的手不松：“小伙子，是你啊……”我定睛一看，这不是去年冬天在市场卖萝卜的那个老太太吗？她儿子赶到医院后，专门跑回店里感谢我，非要给我塞钱。我没要，我说这是应该的。他后来非要买我两箱苹果回去，我说不用买那么多，他眼眶红红的：“大哥，你救了我妈一条命，这两箱苹果算什么。”

这件事不知怎么就在小区里传开了。那阵子，我的店门口总是有人路过时冲我点点头，也不说话，但买东西的时候格外爽快。有个大姐还跟别人说：“这老板心善，咱在他这儿买菜，放心。”

到了六月份，我算了算这半年的账。从去年十一月接手算起，正好半年。我翻开那个黑皮账本，一笔一笔加起来：扣除所有成本，净利润一共四万八千六。平均每月八千一百块，比前几个月强了不少，但离老周当初说的“日流水三千”还差着一截。可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夜没睡着，想的却不是赚钱多少的事。我想起这半年是怎么过来的——摔进沟里满身泥的时候，被房东逼着涨房租的时候，蹲在店门口抽烟抽到舌头麻的时候，还有翠兰背着我悄悄落泪的时候。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在脑子里过。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31万换来的不只是这家店，而是一种活着的感觉。以前在厂里，每天重复同样的工序，人像机器一样。现在虽然更累，但我认识了刘姐，认识了那个闹虫眼芹菜的大姐，认识了环卫工大爷，还有那个卖萝卜的老太太。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故事。我卖的每把菜，每根葱，都连着他们的日子。我睡不着，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种感觉，就像一棵被移栽的树，终于把根扎进土里了。

第二天早上，我依然五点起床。翠兰在身后喊了一句：“今天多买点豆角，昨天张大妈说想买嫩一点的。”我应了一声，骑着那辆修好焊牢的小三轮，顶着早晨微凉的风，穿过还没醒透的街道。批发市场里人声鼎沸，一个卖菜的大哥冲我招手：“来了？今天黄瓜可新鲜，刚摘的！”我停下车，弯腰去翻那堆顶花带刺的黄瓜，心里踏实得像踩在棉花堆上。

后来有人问我，花31万接手这样一家小店，后悔不后悔？我想了想说：“说不后悔是假的，那半年的苦，真不是人受的。”可你要是再问我，愿不愿意把它还回去？我会摇摇头：“不还了。这店现在就是我的命，我得把它养好。”那天夜里，我没睡着，不是因为账目，是因为我看见了自己——一个没那么能干、没那么聪明，但摔了跟头还能爬起来，咬着牙往前走的人。日子就像那些带着泥的萝卜，看着丑，可洗洗切开，里头的芯是白的，脆生生的，尝一口，还有那么点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