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湖北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与李达再次相见。一个是正在主持国家建设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是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理论家。两人谈话没有客套铺垫，李达一开口便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
这句开场白，毛泽东自然明白其中分量。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曾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了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
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起点并不在职位，而在思想上的相互认可。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邀请，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讲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两人常常围绕中国革命道路彻夜讨论，称呼也一直很特别：李达叫毛泽东“润之”，毛泽东称他“鹤鸣兄”。
李达有一个鲜明性格，认准的道理，哪怕面对熟人也要讲清楚。他不是逢迎型学者，更不会因为对方地位高就改变判断。毛泽东后来称赞他像“黑旋风”，说他敢于向理论界的“大人物”挥动板斧，正是看中了这份直率和坚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没有留在北京，而是回到湖南从事教育工作。毛泽东尊重他的选择，批准他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到了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到湖北时还特意交代身边工作人员：“鹤鸣兄来，随时都可以见。”这不是普通礼节，而是多年革命友谊留下的特殊信任。
争论的导火索，是湖北一些地方出现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在当时的氛围中，这类说法被用来鼓动生产热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在于，它把人的意志和自然、经济规律混为一谈，仿佛只要胆量足够，产量便可以无限增长。
李达听到后，认为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他专门找到毛泽东，追问这句口号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当时解释，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很大作用，革命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便是这种能动性的体现。
李达没有接受这个解释。他反问：“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泽东回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很大。李达随即指出，特殊条件不能被当成普遍规律，人的意志必须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否则就会把主观愿望当成现实可能。
谈到激动处，李达直言：“口号取消，思想上不取消，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还提醒毛泽东，身为一党之主、一国之首，判断形势不能“发高烧”。这句话很重，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而是对当时思想倾向的直接批评。
两人的火气都上来了。毛泽东一度以“凡事都有两重性”作解释，李达却认为，辩证法不能成为模糊事实的工具。农业生产需要土地、气候、技术、肥料和管理等条件，单凭热情无法替代这些基础。脱离实际谈能动性，结果很可能从鼓劲变成冒进。
李达离开后，仍对身边人说，《实践论》和《矛盾论》讲得很清楚，关键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让主观和客观倒置。他并非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恰恰因为信任这位老朋友，才把话说到如此尖锐的程度。
毛泽东得知李达的意见后，没有把这场争论简单看成顶撞。相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随后又引用“六十而耳顺”，表示自己听到了逆耳之言，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反思。
这场争吵之所以被人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两位老友发生了争执，更因为它显示出一种难得的关系：李达敢于把原则置于情面之上，毛泽东也能够在听到批评后承认判断有误。对李达而言，理论不是装饰，口号也不能代替调查和分析。
早在1937年，李达完成《社会学大纲》后，曾将书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阅读，留下大量批注，并给予高度评价。数十年间，两人一位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一位承担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彼此道路虽有不同，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可以直言的关系。
1966年，李达病逝。此前，他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教育事业上留下大量著述。毛泽东曾评价他是“真正的人”，这句话并非泛泛赞誉，更像是对其一生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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