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璇的节俭 | 王莫之

周璇《花外流莺》 剧照，1947年；供图 Vincent

老影人吕玉堃回忆周璇，提及一九四七年和她在香港替大中华公司拍电影：“我们住在厂宿舍，她住在老板蒋伯英家，拍戏时来回都坐‘的士’。”当时打车，起步费是港币一块五，两角一跳，周璇为了省钞票，临近片厂就叫司机停车。结果刚要停车，啪，又跳两角。周璇跟吕玉堃抱怨：“早知这样，我还可以坐到厂房门口，你说多倒霉！”（《我的妈妈周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版，384页）

周璇为香港大中华公司拍片的工作照

上海人讲“做人家”，周璇在这方面，或许是大明星里的翘楚，至少在旧社会，小报文人为我们记录了大量证据，有时措辞刻薄，极尽嘲讽。要理解周璇，或者说，周小红成为周璇之后为何还保有那份质朴，就必须回望。

一九四一年，周璇婚变，她和前夫严华各写了一份自白书，这两篇文章照亮了周璇的成长辛路。“当六岁的时候，”周璇写道，“我开始为一个周姓妇人所收养，她就是我的养母。”（《万象》，1941年8月1日第1卷第2期，81页）这妇人是广东人（《东方日报》，1941年6月27日，1版），嫁给周文鼎为妾，别名叶凤妹（《我的妈妈周璇》，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10页）。

周璇认可养母的妾室身份，措辞比较含蓄：“我的养父，家里另有大妇，她很喜欢我，但是和我的养母却很不和睦。”仿佛宅斗戏，周璇的养母当年在周家的处境谅必艰难，也许无法生育，故而收养一个孩子，把小红从外地领到上海。“不久周姓的家道，渐渐中落，所以我的身世，在被养母收养以后，也还是免不了困苦颠连。”家道中落始于养父丢了虹口捕房的工作，虽然有一栋房屋，也卖了（《东方日报》，1941年6月27日，1版），更糟糕的是，被周家寄予厚望的儿子周履安因为骑马而摔伤，事后竟成了傻子（《中国影讯》，1940年11月22日第1卷第36期，3页）。

周璇义兄周履安

这个与周璇毫无血缘关系的义兄，也出现在她的自白书里：“我有一个哥哥履安，那是我养父所生，曾演过话剧，在明星影片公司拍过戏，和袁牧之是朋友，袁牧之在明星导演《马路天使》时，向明星当局提议，向艺华借我客串演出，这是为了剧中人适合我个性的关系。”不少人被这段话的后半部分误导，认为周璇能出演《马路天使》是沾了义兄的光，甚至编排出更多兄妹传承的故事，将周履安塑造成默片时代的明星。周履安的确演过一些默片，但他的银幕生涯很短，终结于一九二七年二月的那场骑马事故，当年的报纸上有旁证：“明星公司演员周履安，近忽得一奇疾，情形一如平常，能看报读书，惟不识人，虽父母至友，亦不能道出。”（《罗宾汉》，1927年2月21日，3版）一九二七年，周璇应该尚未开蒙，她不幸地摊上了这样的家庭，而那个家庭大概也有类似的想法，将一系列的灾祸归咎于她。

这样的童年伤疤，在她成为周璇之后，以各种变奏的形式再现，譬如在黎锦晖的回忆录里，它被这样改编：

她出生在上海，由于家贫被父母遗弃，后为一个以洗衣为生的广东籍养母领去抚养，当她八岁时，养母想将她卖去为娼，但这时幸得养母的三妹托人介绍，把她送进了孙秩群办的歌舞团习艺。该团半年后又解散了，她即在孙家帮佣。四年中孙家连死三人，孙母迷信，怪小红“不吉利”。（《文化史料》第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月版，238页）

照黎锦晖这讲法，从艺之前的周璇好像没机会读书。事实并非如此。周璇写过：“八岁那一年，养母将我送入宁波同乡会设立的第八小学校去读书。”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八小学创办于一九二六年，校址虹口塘山路（今唐山路）元吉里（《上海的宁波人》，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版，290页）。选这学校，不晓得与她的养父曾在虹口捕房里工作有无关联。“那时养父为了大妇的约束，已断绝了我们的供给，所以我的求学之费以及日常生活所需，都是养母辛苦地操作得来的。”如同一道光，这段自述照亮了周璇的内心，未来的岁月，养母犹如她唯一的亲人。

周璇与养母，1947年留影

回望周璇的来时路，能看见的天赋不多。一九三五年，她为《夜城》杂志撰稿，写道：“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对于歌唱和音乐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兴趣，所以每在下了课或者空暇的时候，不是嘴里哼着调儿，就是去捺着放在第六教室里的钢琴，那时候说出来真可笑死人，连1234几个基本声符多认不出来，常给同学们在暗地里好笑。小学毕业了！父母亲一定要把我送进中学去，好好地再给我读几年书；可是，我对于死板的书本子，一点儿也提不起兴致来，父母亲的成见又那么地固执，大有‘非要读完中学，至少是初中毕业不可’之势，没奈何我又勉强地捧了三年书本，初中总算给我毕业了。”（《夜城》，1935年8月5日创刊号，7页）大概为了面子，她在这段回忆里粉饰了自己的家境。她其实没读过初中。

一九四一年，她贵为影坛巨星，再要粉饰简历很容易被戳穿，这时的自述更接近真实，也更痛彻：“为了生活困苦的关系，我仅仅完成了我的初小学业，没有能够继续念书。”（《万象》，1941年8月1日第1卷第2期，81页）旧上海的初小即初级小学，通常是四年，高级小学读两年，合在一起是完整的小学教育（《中国师范教育论》，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61页）。严格来讲，周璇小学都没念完。成名以后，她依旧会念叨那张文凭：“我没有一点值得回忆的童年快乐，但是，我也并不因贫穷无助的童年感到害羞，可是，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我想起那些日子，我却可惜那张我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小学文凭。”（《生活文摘》，1947年11月15日第1卷第4、5期合刊，15页）辍学源于“生活困苦”，换言之，她的养母在断供之下无力承担她的求学费用。

多年以后，面对“你觉得最焦虑的事”一题，她的回答竟是：“没有钱。”（《新影坛》，1944年5月10日第2卷第6期，31页）唯有体察到这不堪的一面，才能理解她成为巨星以后的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