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被“接管”的媒介/文化帝国主义论争：拉美与英语学界的视角

Capturing the media/cultural imperialism debate: Latin American and Anglophone views in perspective

作者简介：

Afonso de Albuquerque（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系）

编译：徐天一

编校：张 竞

原文刊载于：Communication Theory，2026年，在线首发。本文为简译版本，仅作学习交流使用，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研究背景与核心观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帝国主义论争伴随战后去殖民化进程蓬勃发展，拉丁美洲也成为这场争论的重要思想与学术中心。当地学者的关注重心在于，政治独立之后，外部强权如何借助媒介、教育和知识生产延续支配关系。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这场论争逐渐被英语学界所主导，其中许多研究者恰恰供职于曾被指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主要力量的美国和英国。

文章首先梳理拉丁美洲文化帝国主义论争形成的历史语境，继而考察英语学界如何逐渐取得媒介/文化帝国主义论争的主导地位，并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这一转变中的作用。作者最终归纳出英语学界相关论争的三项局限：其一，未能充分承认来自“多数世界”（Majority World）的前辈学者及其贡献；其二，忽视帝国主义对受支配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三，将媒介帝国主义与知识帝国主义等其他文化帝国主义形式割裂开来。由此，本文认为，英语学界接管文化帝国主义论争主导权的过程，本身就展现了知识帝国主义的运作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原文有意对“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与“媒介/文化帝国主义”（media/cultural imperialism）进行区分。前者主要指早期围绕文化帝国主义展开的讨论，其中大众媒介被置于更广泛的文化支配关系中考察；后者主要指英语学界此后形成的相关论争，其中媒介往往被从文化帝国主义的其他维度中相对独立出来。

文化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经验

拉美学者的问题意识源于具体的历史经验。冷战期间，美国宣扬新闻自由，同时支持拉美部分国家的军事政变与独裁政权。这种矛盾促使当地知识分子反思以美国为范本的现代化道路，并质疑外来传播理论能否解释本土现实。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将各国放在同一发展道路上、区分“先进”与“落后”的现代化理论不同，依附理论强调，拉丁美洲的发展困境与国际秩序中的中心-边缘关系密切相关。传播研究由是开始追问：从中心国家引入的媒介制度、教育模式和专业知识，会如何延续既有的支配与依附关系？

这一视角也体现在对大众文化的分析中。围绕唐老鸭、《摩登原始人》和《芝麻街》的研究，关注大众媒介如何向拉丁美洲儿童传递美国的世界观，并考察美国政府及私人机构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当地学者也没有将民族文化理想化，或主张维护其所谓的“纯洁性”，而是承认民族文化内部由阶级分化形成的矛盾，同时将其视为从属社会群体对抗支配性文化的重要场域。

因此，拉丁美洲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始终与教育、知识生产和社会实践相互关联。路易斯·拉米罗·贝尔特朗（Luis Ramiro Beltrán）批评美国传播研究无法恰当地解释拉丁美洲现实，并主张发展“解放传播学”（communicology of liberation）。1973年，CIESPAL发布的一份临时报告也批评了在忽视当地社会与文化因素的情况下，将中心国家的理论和方法直接输出到其他国家的做法。

英语学界如何接管争论主导权

英语学界早期的部分研究与拉丁美洲传统保持着密切联系。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中，将大众媒介放在美国的经济、军事与政治力量之间加以考察，并关注拉丁美洲反抗文化支配的实践。

但随着媒介/文化帝国主义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讨论重点逐渐发生变化。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强调国际媒介流动的单向性，以及内容来源集中于少数国家的现象；杰里米·坦斯托尔（Jeremy Tunstall）则批评文化帝国主义论夸大美国媒介的力量，并将其理解为对本土文化受到外来产品威胁的担忧。

在作者看来，两者尽管立场不同，却都主要从不平等的媒介内容流动来理解媒介/文化帝国主义，并在不同程度上将其与更广泛的帝国主义和依附关系割裂开来，同时忽视其与知识帝国主义等其他文化支配形式的联系。因此，原本关于国际媒介与文化关系中的支配-依附机制如何形成的问题，越来越容易被收缩为媒介内容如何跨国流动的问题。

作者将这一变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联系起来。媒介私有化、放松管制推动跨国传媒集团扩张；与此同时，学术资本主义的逻辑以及偏向英语国家的排名体系，将权威地界定现实的权力集中到少数国家；高排名大学和期刊由此获得更大的国际学术权威，而这些期刊通常以英语为主，并由美国及其他西方学者占据不成比例的作者和编委席位。

被简化的概念与被遮蔽的权力关系

本文归纳了相关论争的三项局限：低估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先驱贡献，忽视受支配社会的经验，以及割裂媒介帝国主义与知识帝国主义。后者涉及谁生产具有普遍权威的理论、谁培养专业精英，以及哪些社会的经验被确立为解释其他社会的标准。

当“媒介/文化帝国主义”被简化为一种“外国媒介产品威胁本土文化”的单向传播命题时，证明本土媒介内容获得较高消费与接受度、区域产业能够向外输出，便似乎足以推翻整个理论。然而，在作者看来，这种判断仍未触及组织国际媒介与文化关系的支配-依附机制，也难以涵盖媒介帝国主义之外的其他文化帝国主义维度。反过来，仅凭媒介出口就给某个国家贴上“文化帝国主义”标签，也会削弱概念解释具体支配关系的能力。

智利案例体现了多维分析的必要性。媒介帝国主义的视角有助于理解《信使报》等新闻媒体如何参与动摇阿连德政府，但若要进一步解释皮诺切特政权为何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验室”，还必须将知识帝国主义纳入分析，例如芝加哥大学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发起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则培养智利本土精英的计划。

媒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框架的延续

尽管受到诸多质疑，媒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仍在知识生产、跨国媒介和数字平台等领域持续发展。知识帝国主义研究指出，国际知识关系中的中心-边缘国家之间存在显著不对称，延续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依附逻辑。英语学界将自身社会经验普遍化的权力，也被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这一过程使西方大学作为培养其他地区统治精英、专业人士和行动者的特权机构获得正当性。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及美国政府主导的项目，也被纳入对知识帝国主义运作机制的考察。

媒介帝国主义研究则持续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介的全球经济支配地位如何转化为文化与政治影响。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考察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娱乐媒介的兴起，以及媒介公司的逐利诉求如何与美国谋求全球帝国霸权的国家利益相契合；二是分析新闻媒介如何支持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干预。这两种经典研究路径，归根结底是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已存在论争的更新。

2010年代兴起的“平台帝国主义”（platform imperialism）构成了第三种研究视角。这一视角认为，美国平台借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积累了巨大的全球权力，不仅能够对全球信息流动施加显著控制，还会介入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通过游说反对限制其权力的监管尝试。后续研究进一步指出，“自由流动”原则可能成为平台规避所在国监管的工具。

批判与结论

作者在对英语学界相关论争的批判性考察中指出，无论研究者支持还是反对媒介/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其主导性观点都存在以下共同局限。

首先，作者认为，英语学界未能充分承认多数世界的前辈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论争所作贡献的重要性，也没有与他们的论点展开实质性对话。这一点在其对待拉丁美洲的论争时尤为突出。

其次，作者批评英语学界关于媒介/文化帝国主义的论争往往忽视其对受支配社会的影响。在他看来，抹去受帝国主义支配的社会，会在认识论和实践层面产生后果：既使界定帝国主义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帝国中心，也遮蔽了帝国主义国家之外行动主体的能动性，例如过去的万隆国家群体和当今的金砖国家集团（BRICS）。

再次，与拉丁美洲前辈相比，英语学界的研究路径较为简化，分析维度也较为单一。对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而言，媒介帝国主义和知识帝国主义都是更广泛的文化帝国主义计划的组成部分。因此，要理解西方尤其是美国如何利用文化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就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采用多维研究路径。

最后，作者将这一论争置于正在形成的多极国际秩序之中。作者认为，使英语学界观点得以声称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并逐渐让位于更加多极化的国际秩序。在这一背景下，帝国主义，尤其是文化帝国主义，其主要目标似乎正在于阻止或至少延缓这种多极秩序的发展。因此，是时候让那些在历史上曾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目标的社会重新参与并恢复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

原文请见：Albuquerque, A. (2026). Capturing the media/cultural imperialism debate: Latin American and Anglophone views in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Theor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93/ct/qtag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