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十八体渊格疏释

作者：吟潭留白（山东菏泽）

古文十八体渊格疏释

文有体制，犹人有仪度，器有矩范。体制殊别，则神用迥异，不可淆乱。古之文士缀章属辞，首重辨体，循规而落笔，依格而抒怀。古文之体，浩如烟海，举其要者十有八:诗、记、序、铭、说、表、论、赋、书、传、碑、祭、诏、疏、箴、赞、启、策。本篇所谓“古文”，取广义，泛指古代文体，非与骈文对举之“古文”。上卷九体偏重私人文心，下卷九体偏重公器文制，然上下卷之分取其大较，非截然壁垒，读者当观其通。今合为一篇，以明古文之法度渊微。

一、上卷：情志人事之文心

诗：

诗者，情志之栖，性灵之寄也。《尚书》有言：“诗言志，歌永言。”盖诗之本义，在于摅胸臆、达幽思。此体恪守宫商节律、平仄韵度，以赋、比、兴三法为骨，铺陈物象、寄托襟怀。或咏山川清晏，或叹世事沧桑，或抒羁旅幽怀，或讽时弊隐疾，寥寥辞章而含千里意蕴。其格贵在以约驭博、旨外存韵，语尽而意邈，辞浅而味深。

上溯《风》《骚》之奥邃，下承唐宋诗词之斐然，皆以含蓄蕴藉为宗，不事直白宣泄，于吞吐往复间藏天地万象、人世悲欢，是古文中最擅陶写心性之韵文体式。

正体有二：古体诗（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不拘平仄，以气韵胜）、近体诗（律诗、绝句，平仄森严，以格律胜）。

变体有四：乐府（采诗入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歌行（铺叙宛转，纵情长吟）、词（倚声填词，长短参差，婉约豪放各极其致）、曲（代言体式，雅俗共赏，元人擅场）。

诗体之变，虽形制屡迁，而“吟咏情性”之宗未改。

记：

记者，录也。纂录见闻、摹写境象、镌记襟情之文也。其体无严苛韵束，以实录为宗，可纪山川幽胜、亭台规制、游踪际遇、人事变迁，凡目之所及、心之所感，皆可入笔。行文多虚实相融，铺叙景物则曲尽形态，记述人事则详实真切，复于描摹铺陈之末，缀以感喟、阐以义理，卒章显志，意蕴隽永。

古之名篇，各臻其妙。《桃花源记》摹世外阒幽之境，寄避世之怀；《岳阳楼记》绘洞庭浩渺之姿，抒忧乐之思；《小石潭记》状溪泉林石之趣，泄孤寂之绪。至明清，归有光《项脊轩志》以家常琐事寄身世深情，淡语沉恸；姚鼐《登泰山记》以简净古笔摹山岳壮景，章法严谨，皆记体之嗣响、后世之范式。

正体有二：游记（以行踪为线，摹景抒情，柳宗元《永州八记》为祖）、亭台记（以建筑为骨，叙事寓理，范仲淹《岳阳楼记》为范）。

变体有四：厅壁记（题于官署厅壁，述职守、明政绩）、学记（记学宫兴废，申教化之义）、书画记（品题书画，寓鉴赏之趣）、人事记（记人物事迹，近于传体）。

此体核心，在于事景偕存、情理兼具，以笔墨载万象，以万象托初心，是古文叙事写景之大宗。

序：

序者，叙始末、引端绪、申情志之体也。品类有三，曰书序、赠序、宴集序，功用各殊而文气相通。

书序肇始于典籍，详述著述之缘起、编撰之体例、立言之旨趣，解典籍之渊奥，彰作者之用心，如《太史公自序》《毛诗序》；赠序肇于饯别，盛行于唐宋，专为临别勖勉、寄寓期许、倾诉情愫而作，纾知己惜别之怀，励后学笃行之志；宴集序则纪雅集之盛，录文人觞咏之趣，俯仰流年，慨叹兴衰。

其文不拘桎梏，骈散皆宜，叙事质朴、议论清通、抒情真挚。《兰亭集序》感雅集须臾、死生虚妄，文辞清旷、理致玄远；《滕王阁序》铺江右胜景、抒萍梗羁愁，辞采恢弘、气韵纵横；《送东阳马生序》述求学劬劳、勉后生勤学，情辞恳切、质朴动人。

概而言之，序体因事起意、文情相生，溯源流、叙际遇、寄遐思，极尽温雅敦厚之致。

正体有二：书序（序典籍，述撰述之由）、赠序（序离别，寄勖勉之意）、宴集序（序雅集，纪觞咏之乐）。

变体有三：寿序（祝寿之辞，明人始盛）、谱序（序家谱、年谱，述世系源流）、跋（序之变体，题于书后，短小精悍）。

铭：

铭者，镂于金石、镌于器物、置之座隅，以自警、以颂德、以明志之文也。古者铭文多勒于鼎彝碑碣、座右器物，借镌刻之恒存，寄心志之不渝。此体形制极简，字句凝练隽永，多协韵致，无冗辞赘语，字字千钧、意蕴渊深。

其旨不外两端，一为自儆修身，砥砺德行、坚守本心；二为纪功颂德，彰善扬正、垂范后人。刘禹锡《陋室铭》，以蜗居之朴陋，证德行之馨香，摈尘俗之浮嚣，守清居之素心，寥寥八十一字，格高旨远、警策千古。

铭体之妙，在于微言载道、短句藏神，不求繁辞铺陈，唯以精邃警世明心。

正体有三：器物铭（勒于鼎彝盘盂，商周为盛）、座右铭（置诸座右，朝夕自警，崔瑗《座右铭》为祖）、墓志铭（埋于地下，述德纪功，韩愈擅场，一体兼具传记与铭辞之能）。

变体有三：碑铭（立于地上，颂功扬美，与碑体互渗）、杂铭（题于砚、笔、琴、棋等物，寄一时之感）、自铭（自题像赞或器物，自嘲自况，陶渊明《自祭文》为变体之滥觞）。

墓志铭一体，韩愈以史笔入铭，叙事详赡、寄慨遥深，《柳子厚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皆卓然自立，遂使墓志铭由铭之附庸升为独立大宗，后世作者莫不奉为圭臬。

说：

说者，析义辨理、托寓抒怀、针砭世情之体也。其体无定式、无拘囿，篇幅参差、骈散自由，不重形制而重义蕴。作者常拾取一物一事、一情一态，借具象之表象，探抽象之至理，以小喻大、以浅阐深，于寻常物象中掘世理、抒胸臆。

古来名篇，皆含深旨。《马说》借骐骥困于庸牧之况，叹贤才沉沦、伯乐难逢之憾；《师说》破世俗陋见，明从师问道、尊师重学之理；《爱莲说》托芙蕖清姿，喻君子洁身自守、不阿流俗之德；《捕蛇者说》假捕蛇苦况，刺苛政扰民、民生凋敝之弊。

至清，龚自珍《病梅馆记》以病梅喻畸材，痛斥束缚人性、摧抑人才之世弊，寄解放心性、重培元气之思，说体寓意更深、针砭更烈，为古今变体之翘楚。此文虽以“记”名，实以“说”行，托物寓言之法臻于极致，说体至此已近于寓言杂文，然其针砭现实之精神，正与柳宗元《三戒》一脉相承。

此体精髓，在于理趣兼备、藏锋于朴，灵动通透、针砭有度，是古文说理最鲜活自由之体。

正体有二：论说（直陈义理，逻辑严密）、寓说（托物寓意，含蓄委婉）。

变体有三：杂说（不拘一格，随感而发，韩愈《杂说》四篇为范）、说书（评话底本，宋元话本之属）、字说（说解字义，寄寓劝勉，王安石擅场）。

表：

表者，人臣觐君、陈情述志、言事谢恩之专属文体也。古之朝堂规制，臣下上书帝王，陈忠恳之心、述进退之情、论朝堂之事、谢恩宥之泽，皆用表体。其形制严谨、辞仪恭肃，恪守君臣礼法，措辞谦卑敦厚、端雅恳切，不敢恣肆张扬。行文贵在情理相融，既合朝堂之仪度，又露肺腑之赤诚。

诸葛亮《出师表》，沥肝胆、披情愫，述辅政之忠、陈兴国之策，字字忠贞、拳拳可鉴；李密《陈情表》，叙乌鸟私情、诉奉养之切，辞意凄婉、情理动人，成全忠孝两全之义。

表体之要，在于恭而不谀、质而有诚，依规陈词、秉心达意，尽臣子恪恭之本分。至唐，韩愈《论佛骨表》不畏天威、直谏犯颜，辞直气刚、义正词严，将表体直谏传统推向极致，与魏徵《谏太宗十思疏》同为千古诤臣之典范。

正体有三：陈情表（叙私情，诉衷肠）、谢恩表（谢封赏，感恩泽）、谏表（陈政事，规君过）。

变体有三：贺表（贺祥瑞、贺庆典）、让表（辞封赏，让官爵）、遗表（临终所上，托付后事）。

表与疏同为上奏之文，然表专属对君，体制最严，辞仪最恭；疏则朝野通用，事无巨细皆可陈，体式相对灵便。二者界限，在汉魏之前尚宽，唐宋以后渐严。李斯《谏逐客书》为书体，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为表体，以此为准。

论：

论者，伦次义理、辨析道枢、衡断得失、匡正视听之体也。此体专为析理立论而设，以义理为骨、论据为肉、文气为魂，重逻辑、擅思辨、善驳议。作者或鉴历代兴亡之轨，或辨析典制之得失，或考究义理之精微，层层推演、步步深耕，破虚妄、立正论、明是非。其文风沉雄缜密、气势磅礴，立论高远、论据详实、条理井然。

贾谊《过秦论》，溯源秦室勃兴骤亡之由，鉴古今治乱兴衰之理；苏洵《六国论》，剖析列国弊在赂秦之故，抒忧国警世之思。至唐，柳宗元《封建论》辨析郡县、分封之利弊，征引千古、层层驳难、持论精严，体大势宏，为论体之巨擘。

论体之特质，在于思辨精深、持论公允，以理服人、以气驭文，尽古文论辩之雄姿。

正体有三：史论（评历史兴亡，贾谊、苏洵为宗）、政论（议朝政得失，柳宗元、苏轼擅场）、经论（阐经义微言，宋明理学家为盛）。

变体有三：杂论（随事而发，不拘一体）、设论（假设问答，驳难辩诘）、连珠（骈偶连环，陆机《演连珠》为祖）。

策论一体，以策问为体、实为政论，苏轼诸篇《策论》理大势、陈方略、议论宏肆，然其本质属论体之变，与策命、策问之“策”名同实异，学者当辨。

赋：

赋者，介于诗文之间，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之雅体也。滥觞于战国，鼎盛于汉魏，流变于唐宋，兼具诗之韵致、文之通达。其体制擅铺陈排比、摹形绘态，辞采繁丽、藻饰恢弘，韵律悠扬、文势浩荡，描摹物象则穷形尽相，铺叙场景则壮阔恢弘。行文从不空言，必借万象寄情、以盛景寓旨。

苏轼《赤壁赋》，熔江月夜景、古今兴亡、人生哲思于一炉，辞清意远、旷达超然；杜牧《阿房宫赋》，极写宫室奢靡、帝王骄纵之态，借古讽今、警诫后世；曹植《洛神赋》，描摹神女风姿仪态，辞藻华美、意境空灵。

赋体之妙，在于铺张扬厉、文质相生，以华赡之笔写万物，以旷远之怀寄深情。

正体有四：大赋（铺陈京都宫苑，枚乘、司马相如为祖）、小赋（咏物抒情，篇幅短小）、骚赋（仿楚辞体，贾谊《吊屈原赋》为范）、骈赋（骈偶工丽，六朝为盛）。

变体有三：律赋（唐代科考，限韵森严）、文赋（散体为赋，苏轼《赤壁赋》为极）、俗赋（敦煌遗书，俚俗生动）。

书：

书者，信也，尺牍寸简、往来酬答、陈情表意之通用文体也。古之无尺素传音之便，凡亲友酬和、知己抒怀、士人建言、公私陈情，皆托于书简。此体最为灵动自由，无礼法桎梏、无形制束缚，叙事、抒情、议论、写景皆可随心，或私语缱绻、或直言慷慨、或描摹山水、或倾诉愤懑。寥寥尺素，可通万里情愫。

吴均《与朱元思书》，描摹富春山水清旷之姿，涤荡尘俗烦忧；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叙山川四时佳境，抒隐逸闲淡之怀；李斯《谏逐客书》，纵论治国利弊，直言朝堂得失，辞锋犀利、事理明晰。

书体之要义，在于随心畅达、真情无饰，尺牍藏山海意，寸简寄赤子心。

正体有三：家书（叙家常，寄亲情）、友书（通音问，抒胸臆）、上书（陈政见，献方略，与疏体互渗而形制较宽）。

变体有三：札（短简，随笔而书）、帖（书札之雅称，王羲之《十七帖》为极）、启（书札中以启为名者，详见启体）。

二、下卷：典章人事兼备之文制

传：

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其“转”字，兼有传述、流转二义，读作“zhuàn”则专指文体，读作“zhuǎn”则强调传述行为，读者当随文会意。

其体远承《左传》叙事，至《史记》而立。左丘明得《春秋》微言大义，原始要终，以叙事为骨、以人物为魂，开传体之先河。司马迁《史记》以纪传立体，本纪述帝王，列传以叙人臣庶众，八书铺政体，十表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

传体兼容公私:官书载朝野勋贤，文人亦可为布衣立传。要旨在实录无隐、博雅弘辩。叙事须脉络井然，写人须形神毕肖，不以虚辞饰实，不以私意掩真。后世传记、行状、事略皆其流裔，皆以“传人传事”为宗，于叙事之中寓褒贬、寄兴感。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补正史之阙、辨世俗之诬，夹叙夹议、正气凛然，传体遂兼史论风骨。至清，全祖望《梅花岭记》记忠烈事迹，秉笔直书、气贯古今，为晚期传体之高格。

正体有三：本纪（记帝王，司马迁立）、列传（记人臣，分传、合传、类传）、自传（自述生平，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为祖）。

变体有四：行状（述死者德行，上于朝廷求谥）、事略（记事迹大略，简于传）、别传（传外之传，补正史之阙）、外传（记逸闻轶事，近于小说）。

碑：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碑文之体，合传与铭为一:其序用散文，叙事述德，如传之体；其文用韵语，颂功扬美，如铭之制。

碑初为器物，东汉蔡邕以碑文名家，碑遂由器物而入文体，确立了其在古文中的独立地位。碑体之旨，在于标序盛德、昭示后人。蔡邕《郭有道碑》《陈太丘碑》皆以叙事详实、颂辞得体、温润典雅，开千古碑范。至唐，韩愈《平淮西碑》以雄文大笔纪王朝功业，气象恢宏；柳宗元《柳州罗池庙碑》纪官吏惠政、传地方遗爱，情真语挚，碑体至此文质兼备、臻于极盛。

碑与铭同源而异用：铭多镌于器物座右，以自警为主，兼有颂德纪功之能；碑多立于墓道庙宇，以纪功颂德为宗。墓志铭介于二者之间，埋于地下为铭，立于地上为碑，体式互通而功用微别。

碑文贵在情真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方为碑文之正体。

正体有三：神道碑（立于墓道，述德纪功）、功德碑（颂政绩，纪功业）、庙碑（立于庙宇，记修建始末）。

变体有三：墓碑（立于墓前，述生平）、纪念碑（近世新体，纪重大事件）、诗碑（刻诗于石，以诗代文）。

祭：

祭者，祀神祭祖、告飨致诚之文也。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云:“若乃礼之祭祀，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

祭文之体，源于上古祝祷之辞，《周礼·春官·大祝》所列“六辞”中即有诔辞一体。汉代以降，祭文从祝辞中独立而出，兼有告飨与赞颂双重功能。其体不拘韵散，四言、六言、杂言、骚体、骈体皆可。以“维”字发端，为祭文之常式。

韩愈《祭十二郎文》以散体抒骨肉至情，字字血泪、千古至文；袁枚《祭妹文》以骈散相间之笔叙手足悲欢，凄婉缠绵、情致动人。

祭体之要，在于情真语挚、哀而能诚，痛而有节，以诚敬之心通幽明之隔。

正体有三：祭神（祀天地山川，祈禳报赛）、祭祖（祀列祖列宗，追远报本）、祭人（祭亲友，抒哀思）。

变体有三：哀辞（哀夭折者，情尤凄怆）、吊文（吊古迹、吊古人，贾谊《吊屈原赋》为祖）、诔文（累列德行，以定谥号）。

诏：

诏者，帝王布令、训诫臣下之文书也。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考辨诏策起源，梳理从轩辕时期“命”到秦汉“制”“诏”之演变，秦代确立“命为制，令为诏”，汉代完善其规制。

诏之为体，源于三代，立于秦，兴于西汉，自觉于东汉，至南朝而系统化。诏体之文，贵在辞仪恭肃而旨意明晰。刘勰评汉初诏书“浮杂”，至武帝时“选言弘奥”，文风趋典雅沉肃。其体或骈或散，或简或繁，皆以王言之尊、布令之严为宗，端雅而不失威仪，简明而不失弘奥。

正体有三:即位诏（新君登极，布告天下）、改元诏（改年号，布新政）、罪己诏（灾异自谴，收揽人心）。

变体有四:制（秦称命为制，汉因之，用于封赏）、敕（诫谕臣下，唐宋以后为日常王言）、谕（晓谕军民，多用于战时）、令（太子、诸侯王所下，秦制）。

疏：

疏者，臣下上奏、陈事言政之文书也。疏起源于奏，汉初为奏之别称，合称“奏疏”。《文心雕龙·奏启》云：“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

疏体正式形成于汉代，贾谊《陈政事疏》、晁错《论贵粟疏》皆为汉初疏体名篇，文风畅达恣肆、直言无隐，至武帝时期渐趋典雅平和、章法谨严。疏体之要，在于语言精要、结构完备、条分缕析。述政类疏文用语质朴无华、开门见山，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之布局；陈情类疏文则以情为主，情理兼备。

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以“十思”为纲，条陈君德治道，辞约义丰、万世准绳，为疏体之典范。后世赓续其风，宋包拯《乞不用赃吏疏》激切刚正、肃正吏治；明海瑞《治安疏》犯颜直谏、针砭君过，疏体遂以骨鲠刚直垂名文苑。

疏与表同为上奏，然表专属对君、体制最严，疏则朝野通用、事无巨细皆可陈。贾谊《陈政事疏》实为政论长篇，以疏体行论体之实，可见文体互渗之妙。

正体有三：奏疏（陈政事，献方略）、谏疏（规君过，诤臣风）、陈情疏（叙私情，求恩准）。

变体有三：奏（秦汉为上行文书总称，后与疏合流）、议（驳议朝政，廷议之辞）、封事（密封上奏，言机密事）。

箴：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刘勰《文心雕龙·铭箴》云：“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

箴体之源，远溯夏商，周代《虞人之箴》确立文体范式。汉代扬雄拟其体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体制规整、垂范后世，后世作者咸依仿焉。箴体分官箴、私箴二类。官箴以讽谏匡正为主，陈朝政得失、规官守过失，如针石疗疾、补阙防弊；私箴则以自警自省为要，砥砺德行、检束身心、坚守本心。

唐韩愈《五箴》作自讼之文，省身改过、克己修身，为私箴之圭臬；柳宗元《三戒》托物寓警、讽世规人，虽以戒为名，义法实通于箴。箴与戒微有分野：箴多官廷规讽，戒偏个人儆惕。

箴体之妙，在于辞简义邃、切中肯綮，以精炼之语发深警之思。

正体有二:官箴（箴官守，陈得失）、私箴（箴己身，励德行）。

变体有二:戒（箴之流变，偏重儆己）、规（劝勉匡正）。

赞：

赞者，颂也。称美颂善、述评人物之文体也。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以为，赞体源于图赞、史赞，远溯乐正重赞、唱拜为赞之早期渊源，以韵语述评人物事迹、颂扬功德。赞与颂相类而微别:颂以铺陈宏肆为长，赞以精约含蓄为贵。然此乃大体言之，颂亦有精约者，赞亦有铺陈者，读者当观其通。

赞体盛行于两汉，班固《汉书》每传之末必缀“赞曰”，以短章韵语综论人物、臧否史事，体例遂定。其体多为四言韵语，篇幅简短、以少总多，或赞人物之德、或述史事之要、或评得失之由。

唐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论圣贤出处、阐义理之精；宋苏轼《韩干画马赞》品画论艺、寄旷达之怀，皆以极简文字含无尽意蕴。

赞体之要，在于辞约而旨丰、语简而意远，以韵语之雅，寓褒贬之公。

正体有二:史赞（缀于史传之末，评人物得失）、图赞（题于画像，述人物风貌）。

变体有三:像赞（题于画像、塑像，颂功德）、杂赞（随事而赞，不拘一体）、自赞（自题画像，自嘲自况）。

启：

启者，魏晋以后兴盛之上行公文也。《文心雕龙·奏启》论启，谓其“用兼表奏”，兼具陈政言事与让爵谢恩之功能。

启体起源于曹魏之时，源于奏启笺记，初为僚属对长官、下对上之陈事文书，其文体谱系自成一格，有别于表、疏朝堂公办之重体，公私兼济、灵便适度。启与书在汉魏之后互渗，书札中以“启”为名者渐多，然后世书札以“启”为名，乃流变之迹，非本源所系，启体本源属公牍，与书体同源异流之说当辨。

启体之要，在于短小轻快、简明扼要。刘勰归其特点为“简明轻清”，既可敷陈政事、条陈明畅，亦可辞让谢恩、语气温雅，兼具公文的规范性与尺牍的灵活性。

唐韩愈《为裴相公让官启》、柳宗元《上李中丞启》，措辞雅洁、体式中正，皆启体之正宗雅制。

正体有二:谢启（谢恩泽，辞封赏）、贺启（贺升迁，贺庆典）。

变体有二:陈情启（陈私情，求体谅）、通问启（通音问，叙寒温）。

策：

策者，帝王策命、布政授官、策问贤才之文书也。《文心雕龙·诏策》追溯策之源流，认为“策书”之名至汉初方被提出并固定。

策体与诏体同源而异用:诏以普布号令、训诫天下为主，策则以封赏授官、策问贤良、黜免臣僚为要。汉文帝十五年策问贤良文学，开后世制策、对策之先河，为策书文体成熟之标志。

策体之文，辞仪庄重、旨意明达，秉帝王之尊、承庙堂之制。其辞贵在端肃而不失温厚，简质而不失弘雅。刘勰以“诏策”合论，谓二者“则《书》发其源”，同根于上古王言之统。

陆贽奏议剖析时务，深切世弊；至宋，苏轼诸篇《策论》，以文士宏论入体制，理大势、陈方略、议论宏肆、开合纵横，策体遂融经世文气，脱纯粹公牍之拘束，自成千古一格。

对策、策论虽以“策”名，然其体实为论体之变，与策命、策问之“策”名同实异，读者当辨其源流。

正体有三：策命（封赏诸侯，授官爵）、策问（策问贤良，求治国之策）、策免（黜免大臣，示天威）。

变体有二：对策（应策问而作，董仲舒《天人三策》为祖）、策论（以策问为体，实为政论，本质属论体之变，苏轼擅场）。

总论：

综观古文十八体，形制万殊，而归宗唯一。可一言蔽其要：诗主情，记主事，序主由，铭主警，说主理，表主陈，论主辩，赋主铺，书主达；传主叙，碑主纪，祭主诚，诏主令，疏主奏，箴主戒，赞主美，启主通，策主命。

诸体虽辨，皆根植于人之情志，发乎世间人事，托于笔墨文辞。辨体而后读书，可洞悉古贤落笔之用心、行文之法度；循体而后属文，可恪守文章之矩范、穷尽笔墨之精微。十八体文脉，如江河万派，各具姿态，终汇中华文脉之瀚海。品读古章，辨体知韵、溯流知心，方得千年文字之雅韵、古贤精神之寄托。

附论一、文体与时代

文体之兴替，与时代之气运相表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验之十八体，莫不皆然。

先秦：诗、书、传、论、疏诸体萌于三代，至春秋战国而大备。诗有《风》《骚》，传有《左传》，论有孟、荀，疏有《谏逐客书》，皆根柢经史、气格浑朴。

两汉：赋体极盛，大赋铺陈京都宫苑，气象恢弘；传体以《史记》《汉书》为高峰，碑体经蔡邕而定型；诏、策、表、疏渐成规制，王言之体始尊。

魏晋南北朝：骈俪之风盛行，赋有骈赋，书有骈札，箴、赞、铭、启皆尚偶丽。文体日趋精工，而气格渐弱。

唐宋：古文运动起，韩、柳以散体破骈俪，表、疏、论、说、记、传诸体皆焕然一新。唐以诗赋取士，故诗、赋极盛；宋以策论取士，故策、论宏肆。文体的每一次革新，皆与科举、政风、士人心态息息相关。

明清：文体趋于集成与总结。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集辨体之大成；而归有光、姚鼐、龚自珍等以古文余绪，各开生面。文体至此，已历千年，然“体有常而变无方”之理，愈见分明。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十八体之消长，正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文学史；

附论二、文体与地域

文体之风貌，亦与地域之水土相涵泳。《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此南北文风之大较也。

北方文体：得山川之雄浑，尚气骨、重实用。诏、策、疏、表多出于北，其辞端肃简质，以气驭文。贾谊、晁错、韩愈、柳宗元皆北人，其文骨鲠刚直，有燕赵悲歌之概。

南方文体：得水土之柔媚，尚情韵、重文采。诗、赋、序、书多出于南，其辞清绮绵邈，以韵感人。屈原、陶渊明、谢灵运、苏轼皆南人（或久居南方），其文清旷超逸，有江南烟雨之致。

南北交融：至唐宋以后，南北文风互渗。苏轼以蜀人而兼南北之长，其诗清雄、其词旷达、其赋宏肆、其策论纵横，可谓集文体之大成者。文体之南北，非绝对之分，乃相对之辨。知此，则十八体之风神，更添一层地理之维；

附论三、文体与作者

文体之选择，与作者之性情、身世、才学密不可分。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十八体虽各有定式，而作者以性情驱遣之，遂成万千面目。

屈原：以忠愤之性，创骚赋一体。其辞缠绵悱恻，其志洁、其行芳，遂使赋体自诞生即具“发愤抒情”之基因。

司马迁：以史家之才，立传体典范。其文疏荡有奇气，叙事如画，写人如生，遂使传体不仅为史，亦为文。

诸葛亮：以忠贞之性，作《出师表》。其文恳切诚挚，字字从肺腑出，遂使表体不仅为公文，亦为至文。

韩愈：以浩然之气，破骈为散。其文雄奇奔放，如长江大河，遂使表、疏、论、说、碑、传诸体皆具“气盛言宜”之风。

苏轼：以旷达之怀，兼擅诸体。其诗清雄、词豪放、赋超然、策论宏肆、书记洒脱，遂使十八体皆染东坡之色彩。

归有光：以深情之笔，写家常琐事。其记体淡语沉恸，遂使“记”之一体，从摹景状物转向抒写人情。

龚自珍：以狂狷之性，作《病梅馆记》。其说体寓意深烈，遂使“说”之一体，从析理辨义转向批判现实。

作者之性情，文体之魂魄。辨体者，不可不知作者；知作者，方能知文体之真精神。

附识：

一、初版“《桃花源记》摹世外隳幽之境”中“隳幽”有误。“隳”读 huī，毁坏之义；“阒”读 qù，寂静幽深之义。“阒幽”方合桃源幽静绝尘之境，今统一订正。

二、古文文体不止十八。本篇择取流传最广、体制最成熟、科考与文林最常用一十八体，举纲撮要、以简驭繁；此外尚有志、诔、哀、吊、檄、移、令、教诸体，学者可依类旁通、另行考索。

三、表、书界限辨析。表专属人臣对君、庙堂公办，体制最严；书可公可私、朝野通用，形制最宽。故李斯《谏逐客书》归书体，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归表体，界限厘然。启体源于曹魏奏启笺记，本源属公牍，与书体在汉魏后互渗，书札中以“启”为名者乃流变之迹，非本源所系，学者当知其通。

四、序体三类完备。书序、赠序、宴集序三足鼎立。《太史公自序》《毛诗序》为书序之祖；《兰亭集序》《滕王阁序》为宴集序之冠；《送东阳马生序》为赠序之范，三例并观，序体全貌可尽见。

五、文体分类本无定数。《文心雕龙》分三十三类，《文选》分三十九类，《文章辨体》分五十九类，《文体明辨》分一百二十七类。今选取“十八”之数，意在择其核心、立其主干，与刘勰“八体裁文”思路相合，非穷尽所有文体。

六、文体互渗互通。十八体并非壁垒隔绝、截然分立。唐宋以后文体流变互通、彼此兼容:记、序多相混，《桃花源记》记叙而兼赋韵，《兰亭集序》序题而含记境；论、疏常相融，贾谊《陈政事疏》实为政论长篇；书、表在汉魏之前界限宽缓、尚未森严；启源于公牍，与书体后互渗；策论与论体名异实同。辨体贵在知其定体、亦知其变体。

七、骈散韵谱总纲。十八体可依韵散经纬统摄:纯韵、多韵者：诗、赋、铭、箴、赞等；韵散相间者:碑、祭、诔等；纯散、多散者:记、序、说、表、论、书、传、诏、疏、启、策等。韵散之辨，为辨体之基，学者当先明于此；

八、墓志铭一体，初归铭之变体，今订正为铭之正体。盖韩愈以史笔入铭，墓志铭已由附庸升为大宗，与器物铭、座右铭鼎足而三。碑与铭同源而异用，墓志铭介于二者之间，埋于地下为铭，立于地上为碑，体式互通而功用微别，读者当观其通。

九、策论一体，初归策之变体，今辨其本质属论体之变。对策应策问而作，策论以策问为体、实为政论，与策命、策问之“策”名同实异。苏轼诸篇《策论》理大势、陈方略，然其体实为论体之宏肆，学者当辨其源流。

十、启体源流，初版正文与附识表述不一。今统一订正为:启源于曹魏奏启笺记，本源属公牍，非书体分化而出:后世书札以“启”为名乃流变之迹，学者当知其通。

十一、上下卷分类，取其大较，非截然壁垒。上卷九体偏重私人文心，下卷九体偏重公器文制，然书兼公私、论记序亦涉人事、表疏诏策启皆公牍，交叉之处，读者当以意会。

十二、“古文”取义，本篇取广义，泛指古代文体，非与骈文对举之“古文”。诗、词、曲、赋皆可纳入，学者当先知此义，方不致以唐宋古文运动之“古文”概念拘泥本篇。

注：主要参考文献

1、刘勰. 文心雕龙注[M]. 范文澜, 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2、吴讷. 文章辨体序说[M]. 于北山, 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3、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M]. 罗根泽, 校点.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4、姚鼐. 古文辞类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5、萧统. 文选[M]. 李善, 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6、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

7、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8、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M]. 马其昶, 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9、柳宗元. 柳河东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10、苏轼. 苏轼文集[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1、王国维. 宋元戏曲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2、魏徵, 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作者简介：吟潭留白，实名刘金林，山东曹县人，部队转业，现居江西新余，系高级工艺美术品设计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新余市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