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类操作”再现，中国焚烧厂又开始“抢垃圾”了

文I载酒

编辑I载酒

浙江一家焚烧电厂的调度室里，值班员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入厂数据，皱着眉给隔壁县的同行打电话：“你们那边今天有没有富余的生活垃圾可以匀过来？我这头炉子烧不饱，发电量又要掉下来了。”

这话搁十几年前，说出来能被人当段子传。那会儿北上广深被“垃圾围城”折腾得焦头烂额，填埋场爆满的新闻隔三差五上头条。谁能想到十几年过去，事情翻了个个儿——炉子建好了，垃圾不够烧了。

这不是某个厂的个别现象。全国一千多座焚烧厂里，有相当一批正处在这种“吃不饱”的状态。

先把家底摊开看

住建部的数据摆在这儿：全国在运的生活垃圾焚烧厂超过一千座，日处理能力超过一百万吨，年设计产能折算下来逼近三亿七千万吨。可全国每年真正清运的生活垃圾也就两亿八千万吨左右，焚烧处理占比六成多。

算下来，有六七千万吨的产能是空转的。

但这笔账不能只看全国平均数。海南、江西、广东、河北、浙江、天津，这些省份的焚烧产能利用率全部低于60%。广东全省整体产能利用率只有54%左右。可你再看深圳，同一个省内，五座焚烧厂整体产能利用率约103%，三座处于超负荷运行。

深圳的炉子不够用，阳江的炉子吃不饱。这不是“垃圾总量不够”，是当年各地上项目的时候，有些地方几十公里内扎堆建了两三座厂，彼此抢料，谁都喂不饱。

更根本的变化来自前端。垃圾分类从示范走向日常，厨余垃圾被单独拉去做厌氧发酵，纸张塑料金属进了再生资源体系，真正进焚烧厂的“其他垃圾”自然缩水。外卖餐盒改用可降解材料，电商推行“原箱发货”，源头废弃物的增速远低于前些年的预测模型。

所以“垃圾不够烧”的本质，是治理能力跑到了垃圾产生量的前面。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好得有点让人措手不及。

当年交的学费，今天变成了底气

说句实在话，十几年前中国焚烧行业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那会儿国内焚烧设备主流依赖德国马丁、比利时西格斯、日本日立造船，一条炉排进口动辄几亿元，核心备件被卡脖子，烟气指标还得看外方技术员的脸色。更棘手的是，欧洲设备是按当地垃圾热值标准设计的，碰上中国“水汪汪、油腻腻”的生活垃圾经常水土不服，启炉困难、燃烧不稳。

转折出现在“十二五”之后。国家把焚烧列为无害化处置的主力路径，电价补贴、增值税即征即退、绿色信贷同时发力。重庆三峰拿到马丁的技术许可后，一步步消化再创新，推出完全自主的SITY2000型炉排。这套炉排后来应用到国内外约268个项目、433条焚烧线，设计处理能力超过24万吨/日。杭州锦江、上海康恒、广州环投各自摸索出一套适配国情的燃烧控制逻辑。

设备硬气了，环保指标才敢亮出来。按现行国标，二噁英限值是0.1 ng TEQ/Nm³，跟欧盟标准持平。很多新建焚烧厂实测只到限值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些数据在厂区门口大屏幕上实时公开，环保部门和公众随时可以查。

曾经被居民一听到就抵制的焚烧厂，这些年也在悄悄完成“颜值革命”。深圳东部环保电厂外形像一座弧形建筑雕塑，拿了鲁班奖。杭州九峰、海口颜春岭做成了花园式工厂，开放公众参观。观感变化的背后，是技术自信和治理透明度一起长出来的底气。

炉子空着，但炉子里的本事没闲着

产能富余不是终点，它逼着行业往两个方向走。

第一个方向：把热能用到极致。青岛小涧西余热利用项目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热源点，总余热利用规模130兆瓦，一期建成后年输送清洁热能100万吉焦，是目前山东省规模最大的同类项目。
投用后可替代燃煤供热面积300万平方米，每年节约标煤近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万吨。

垃圾焚烧的余热接进冬季供暖管网，让小区的暖气来自垃圾——起初居民心里膈应，用过一两个采暖季之后发现又便宜又稳定，再没人反对。陕西留坝更有意思，直接用焚烧余热烘香菇，每年带动几百万元的农产品增值。

第二个方向：把炉子卖到海外。2026年1月到7月，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拿下15个海外BOT项目，总处理规模超过两万吨/日，前七个月的数据就超过了2025年全年。77个海外建设及装备业务覆盖23个国家，泰国、印度、越南是订单最密集的市场。

出海路径分成了两条清晰的赛道。一条是轻资产输出，三峰环境不参与海外重资产投资，聚焦装备外销和工程技术服务，海外业务已覆盖8个国家、累计获取23个项目。另一条是重资产深耕，康恒环境、中国天楹通过投资运营长期BOT项目深度嵌入当地市场，康恒仅在中亚的两个项目投资总额就接近4.29亿美元。

光大环境走的是双轮驱动，既做装备工程也做海外投资运营，目前已在海外2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业务，涉及总投资额逾40亿元人民币。今年8月，光大环境牵头的联合体中标越南清化省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处理规模暂定1000吨/日。

国内产能的“甜蜜烦恼”，反倒成了出海的推力。

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对照

镜头切到新德里东郊的加兹普尔。一座用生活垃圾堆出来的“小山”已经高达65米，占地超过28公顷，相当于20层住宅楼摞在一起。这座填埋场1984年投入使用，设计容量只到20米高，计划2002年封场。四十多年过去了，它不仅没关，反而以每年约10米的速度继续往上长。

今年夏天德里气温冲到49摄氏度，加兹普尔内部温度逼近70摄氏度，自燃起火几乎是家常便饭。德里每天产生超过11000吨垃圾，其中很大一部分还在往这座山上倒。

为什么印度在这件事上卡得这么死？

分类几乎是空白，可回收物、厨余、有害垃圾一股脑混在一起，想做焚烧或资源化都迈不过预处理这道坎。拾荒者构成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加兹普尔周边有成千上万人靠在垃圾山上翻找废塑料、废金属维生。一旦强推现代化处置，这些人的生计又成了必须兜底的社会问题。资金和基建也跟不上，新建垃圾发电厂的PPP招标虽然发出去了，但土地、融资、技术方案都还没落地。

两国的城市化节奏、人口规模、消费升级轨迹都有可比性，起跑线原本差距不大。真正拉开身位的，是政策的连续性、财政投入的强度，以及基层执行力能不能把一张图纸干到最后一公里。

中国焚烧行业从技术追赶走到产能富余，用了不到二十年。加兹普尔1984年挖的那个坑，到今天还在冒烟。

这个“反人类操作”，其实是一张成绩单

“垃圾不够烧”听着反直觉，但它的本质是治理能力的一次兑现。

分类做得越好，前端减量越到位，后端焚烧的压力自然越小。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分类、焚烧、资源化、碳减排几件事串成一条完整的链，让每一吨垃圾尽量产生最大价值。空着的炉子可以出海，可以服务县域乡镇，可以往余热利用的方向走。

至于隔壁还在跟垃圾山较劲的邻居，中国这些年攒下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的大门是开着的。前提是，得有人愿意踏踏实实把路一步一步走下来。

这个“困境”，别人做梦都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