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我因超生从机关除名，举报我的邻居坐了我的位置，35年后她女儿考上博士成为我女儿的学生

35年前我因超生从机关除名，举报我的邻居坐了我的位置，35年后她女儿考上博士成为我女儿的学生，我问她还要举报吗

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正在厨房里给女儿熬小米粥，手机响了。

女儿从北京打来的，说今年新招的博士生里，有个女生她特别想收，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可一看档案里的家庭成员信息，她愣了整整一节课。

那女生的母亲，叫周桂芬。

我手里的汤勺当的一声磕在锅沿上，小米粥溅出来一小片，烫在手背上，我当时一点都没觉着疼。

三十五年了。

这个名字我已经三十五年没从自家嘴里说出来了。

一九八八年的冬天，我三十一岁，在县里的物资局当会计，工位靠窗，桌上压着一块玻璃板，玻璃板底下是我大女儿的照片，那年她四岁，扎两个冲天辫，笑得露牙床子。我男人在农机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六十七块五，我比他多九块，两个人加起来不到一百五，日子紧巴，但稳当。

那时候我已经怀了第二个。

政策摆在那里，一对夫妻一个孩，谁都知道。可我妈那年查出来肝上有毛病，医生说最多再撑一年。她躺在县医院三楼的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再要一个吧，趁我还能睁着眼看看。

我哭着点头。

我以为这事能瞒住。

怀孕到第五个月的时候，肚子已经藏不住了，我就跟单位请了病假，说是回乡下婆家养胎。走之前，我把手头所有的账本都对得清清楚楚，锁进铁皮柜里，钥匙交给了同科室的周桂芬。

周桂芬比我大两岁，坐我斜对面，平时话不多，但人很周到。她男人在供销社开车，家里条件比我家好，中午带的饭盒里经常有肉。她有一个儿子，那年六岁，常来单位找她，她总是把孩子按在椅子上写字，自己埋头打算盘。

我请假那天，她还帮我收拾了抽屉，说家里的事要紧，单位这边她替我盯着。

我说谢谢。

她说谢什么，都是姐妹。

我回乡下待了四个月。那年腊月，我在婆家的土炕上生下了小女儿，接生婆是隔壁村的，烧了一大锅开水，剪脐带用的剪刀在火上燎了燎。孩子生下来五斤八两，哭声细得像猫叫。

我男人蹲在门外抽了半包烟，进屋看了一眼，说，像你。

我说，像就好。

满月之后我没敢回去上班，在婆家又躲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我妈走了，腊月二十六走的，没等到看孩子第二眼。我抱着小女儿跪在灵前，心里想，妈，你要的第二个，我生下来了，你看见了吗。

开春之后，我以为风声过去了，就回了县城。

第一天上班，走到单位门口，门卫老赵拦住我，眼神躲躲闪闪，说，刘会计，局长让你先上去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上了三楼，局长办公室的门开着，周桂芬坐在我原来的位子上，靠窗，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新照片，是她儿子的。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低下头去打算盘。

局长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上面写的是关于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予以除名的决定，落款日期是两个月前，我还在婆家坐月子的时候。

我问，谁说的。

局长没回答，只说，你先回去吧，手续回头补。

我站在走廊里，冬天的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我后脖梗子发凉。周桂芬从办公室出来，从我身边走过去，走了两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说，桂芬姐。

她说，小刘，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说，我没说是你。

她没再说话，转身下楼了，皮鞋踩在水泥楼梯上，哒、哒、哒，一声一声，越来越远。

我男人那天晚上喝了酒，把搪瓷缸子摔在地上，说要去周桂芬家讨个说法。我拦住他，我说，讨什么说法，咱们本来就违规了，人家举报是人家的事，政策是政策。

他说，可你把她当姐妹。

我说，姐妹是姐妹，政策是政策。

那天夜里我一宿没睡，小女儿在旁边的小床上哼唧，大女儿挤在我和我男人中间，睡得满头大汗。我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看了一整夜，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

第二天我去单位办手续，人事科的老陈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八十三块四，还多给了二十块，说是局里照顾。

我把钱揣进兜里，把办公桌抽屉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往外拿，一个搪瓷杯，半包茶叶，一本工作笔记，一管用了大半的护手霜。

最后，我把玻璃板底下大女儿的照片抽出来，玻璃板留在桌上，没动。

周桂芬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我抱着纸箱子从她身后走过去，她没抬头。

出了物资局的大门，我站在台阶上，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我男人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后座上绑着一根绳子，他说，上来吧，回家。

我坐上后座，纸箱子搁在腿上，他蹬着车穿过县城唯一一条柏油马路，路两边的杨树刚抽出嫩叶子，风吹过来，打在脸上，有点痒。

我没哭。

从那以后，我做过很多事。在街边摆过摊卖袜子，去服装厂踩过缝纫机，给私人老板当过出纳，还在菜市场帮人卖过两年猪肉。我男人后来农机厂黄了，去开出租车，开到五十七岁，腰椎间盘突出，开不动了，就在小区门口看大门。

我们把两个女儿养大了。

大女儿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后来在中学当老师，嫁了个医生，日子过得去。小女儿争气，一路读到博士，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带研究生。

周桂芬呢，我后来也听说过一些。

我走之后，她顶了我的位子，从普通科员做到了副科长，再后来物资局撤并，她调去了财政局，一直干到退休。她儿子据说学习一般，上了个中专，后来在县里开了个打印店，生意不温不火。

这些事我都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从来没去找过她，也没再跟她说过一句话。

县城就这么大，有时候在街上碰见，她往东走，我往西走，擦肩过去，谁也不看谁。

有一年冬天，在县医院门口，她扶着她男人从门诊楼出来，她男人脸色蜡黄，走路直打晃。我正好带我妈的坟去烧纸回来，手里提着一兜子苹果。我们俩面对面走了个正着，距离不到两米。

她看了我一眼。

我也看了她一眼。

然后各自走开了。

我走出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她正扶着她男人上三轮车，背影佝偻着，头发白了一大半。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跟我男人说，周桂芬老了。

我男人说，谁不老。

我说，她男人好像病得不轻。

我男人说，听说是肝上的毛病。

我翻了个身，没再说话。

前年，我大女儿的孩子上小学，我去县城帮忙带了半年。有一天下午，我去实验小学门口接外孙，看见周桂芬也在门口等着，她孙子跟我外孙一个学校。

她站在校门东边，我站在西边，中间隔着一排梧桐树。

放学铃响了，孩子们涌出来，她孙子先跑出来，胖乎乎的一个小子，书包带子拖在地上，她弯腰给他系好，嘴里念叨着什么。我外孙后出来，看见我就扑过来，我把他抱起来，他搂着我的脖子说，姥姥，今天老师表扬我了。

我回头看的时候，周桂芬已经牵着她孙子走远了。

她走路有点跛，右脚好像不太利索。

我外孙问我，姥姥，你看什么呢。

我说，没看什么，看树呢。

今年开春，小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妈，我今年招了个博士生，特别优秀，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说，你招学生跟我商量什么。

她说，这个学生的妈妈，你可能认识。

我说，谁。

她说，叫周桂芬。

我当时正在阳台上晾衣服，手一抖，一件衬衫掉在地上，沾了一层灰。

我说，你再说一遍。

她说，周桂芬，她女儿叫周晓，本科是省师大的，硕士在北师大，今年考我的博士，笔试面试都是第一。我本来已经决定要她了，可填表的时候看见家庭成员那一栏，她母亲的工作单位写的是县财政局，名字是周桂芬。我就多问了一句，她说她妈以前在物资局待过。

我拿着电话，半天没说话。

女儿说，妈，你是不是认识。

我说，认识。

她说，那这个学生我收不收。

我说，你收学生跟我认不认识她妈有什么关系。

女儿说，我就是问问你。

我说，你该收就收，别问这些。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衬衫还在地上，我捡起来，拍了拍，重新晾上。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我翻来覆去地想，周桂芬的女儿，考上了我女儿的博士，这事怎么就赶得这么巧。

后来我托人打听了一下，周桂芬的男人五年前走了，肝癌，从查出来到走，拖了十一个月。她儿子打印店前几年关了，去南方打工了，一年回来一趟。她一个人住在老物资局家属院里，那栋楼还是八十年代盖的，外墙皮都掉了，楼道灯坏了也没人修。

她孙子倒是争气，跟她女儿一样，学习好，去年考上了省重点高中。

我听完这些，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五月初的时候，小女儿又打来电话，说妈，周晓来北京了，我跟她见了一面，这孩子确实好，基础扎实，人也踏实。我跟她聊了聊家里的事，她说她妈这些年过得不容易，她爸生病那几年，家里欠了不少钱，她妈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她爸，没请过一天假。

我说，她妈是能干。

女儿说，她还说了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女儿说，她说她妈跟她提过我，说当年在物资局有个同事，姓刘，人特别好，后来调走了，一直没联系上。

我攥着电话，指头都攥白了。

我说，她是这么说的。

女儿说，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妈，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没什么事，就是同事，后来我不干了，就没联系了。

女儿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没提过。

我说，有什么好提的。

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的是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我男人从外面遛弯回来，看见我坐着发呆，问我怎么了。

我说，老张，我问你个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当年周桂芬举报我，你恨不恨她。

他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突然提这个。

我说，你就说你恨不恨。

他脱了鞋，坐在我旁边，想了一会儿，说，恨过。那时候恨得牙痒痒，想去她家砸玻璃。可后来想想，人家也没做错什么，政策摆在那里，你不举报别人也会举报。再说，要不是她举报，你可能还在物资局干到退休，一个月拿几千块钱，咱俩也不会去摆摊卖袜子，后来也不会开出租车，大女儿也不会考上师范，小女儿也不会去北京。

我说，你这是什么歪理。

他说，不是歪理，是这么回事。人这一辈子，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我没说话。

他又说，你恨不恨她。

我说，我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三十五年了，我恨过，怨过，也想过要是没有那件事，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可想来想去，想不出个结果。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把两个女儿拉扯大，把老人送走，把外孙抱大，回头一看，三十五年就这么没了。

上个月，我做了一件事。

我让小女儿把周晓的电话给了我。

我犹豫了三天，最后还是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声，那头接起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说，喂，您好。

我说，你是周晓吗。

她说，我是，您是哪位。

我说，我是你刘阿姨，你妈以前的同事。

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说，刘阿姨，您好，我妈跟我提过您。

我说，你妈身体好吗。

她说，还行，就是腿不太好，老毛病了。

我说，你博士的事，定了吗。

她说，定了，我跟了您女儿，她是我导师。

我说，好，好。

她说，刘阿姨，我妈让我跟您带句话。

我心里一紧，说，什么话。

她说，我妈说，当年那件事，她对不起您。

我拿着电话，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我说，都过去了。

她说，我妈还说，她知道您恨她，她也不求您原谅，就是让我跟您说一声。

我说，我不恨她。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不恨她吗。

三十五年了，我第一次说出这句话。

电话那头，周晓说，刘阿姨，我能问您一件事吗。

我说，你问。

她说，我妈说当年是她举报的您，可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举报您。她从来没跟我说过原因。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小区里那棵老槐树，叶子绿得发黑，风吹过去哗啦啦响。

我说，你妈没跟你说过。

她说，没有。

我说，那我告诉你。

那年我请假回乡下之前，把账本和钥匙交给了你妈。我走了之后，单位搞了一次财务检查，查出来一笔三百块钱的差账，是我经手的。其实那笔钱是我借给一个同事应急的，打了借条，压在玻璃板底下，可检查的人没看见借条，就报了上去。你妈知道那笔钱去哪了，她也知道借条在哪。她要是说一句话，我什么事都没有。

可偏偏那个时候，有人把我超生的事捅了上去。

局里要处理我，可光处理超生，顶多是个处分，不至于除名。真正让我走人的，是那笔三百块钱的差账，加上超生，两件事凑在一起，才定了性。

我说，周晓，你妈没有举报我超生。

电话那头，周晓半天没出声。

我说，举报我超生的，是另外一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可那笔账的事，是你妈报上去的。

周晓说，刘阿姨，那您为什么一直说是她举报的。

我说，因为那笔账的事，只有她和我两个人知道。借条压在玻璃板底下，我走之前跟你妈说过，她说她知道了。可检查组来的时候，她没吭声。

我说，你妈不是举报我超生，她是没替我说话。

周晓哭了。

她说，刘阿姨，对不起。

我说，你不用对不起，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妈有她的难处，那时候她男人刚查出来肝不好，她一个人撑着家，要是替我说话，她自己也可能受牵连。

我说，我后来想明白了，她不是害我，她只是没救我。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天快黑了，楼下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男人在屋里喊，吃饭了。

我说，来了。

我走进屋，桌上摆着一盘炒青菜，一碗西红柿蛋汤，两个馒头。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我男人说，你今天怎么了。

我说，没事，就是打了个电话。

他说，给谁打的。

我说，给周桂芬的女儿。

他筷子停在半空，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下头继续吃饭。

吃了几口，他说，她女儿怎么样。

我说，挺好，考上咱闺女的博士了。

他说，那挺好。

我说，嗯。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给小女儿打了个电话，我说，周晓那个学生，你好好带。

女儿说，妈，你昨天跟她打电话了。

我说，打了。

女儿说，她今天来实验室，眼睛红红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不说。

我说，没什么，就是聊了聊以前的事。

女儿说，妈，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

我说，我跟她说，她妈不欠我的。

女儿沉默了一会儿，说，妈，那你欠谁的。

我说，我不欠谁的。

女儿说，那你为什么三十五年没放下。

我没回答。

我站在窗前，外面的天阴着，看样子要下雨了。阳台上的那件衬衫还晾在那里，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我说，你好好带学生，别的事别管。

女儿说，妈，我下周回来一趟。

我说，回来干什么，你忙你的。

她说，我回来看看你。

我说，不用看，我好着呢。

她说，妈。

我说，行，你回来吧。

挂了电话，我把阳台上的衬衫收进来，叠好，放进衣柜。

衣柜最底下压着一个旧信封，里面是那张我从物资局带出来的大女儿的照片，四岁的，扎两个冲天辫，笑得露牙床子。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也卷了。

我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窗外开始下雨了，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嗒啪嗒的。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雨声，心里想，三十五年前那个冬天，我要是没把钥匙交给周桂芬，后来的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可转念又想，要是没交给她，交给别人，那笔账的事照样会被报上去，超生的事照样会被查出来，我还是得走。

那周桂芬呢，她要是当时替我说了话，她男人那年查出肝病，单位里会不会照顾她，后来她还能不能干到退休。

这些事我想了三十五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当年周桂芬没替我说话，到底算不算对不住我。她说对不起我，可我让她女儿告诉她，她不欠我的。这话是真心的，可我心里又有个疙瘩，三十五年了也没化开。

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当年觉得天大的仇，过了几十年回头一看，说不清是谁欠谁的。要是你，你会跟周桂芬说那句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