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做过陪酒，每天最少三四个人排队点我

访谈者又把话头绕回深圳：“这么老帅哥，听说你年轻时候在那边打工，还做过陪人喝酒的活啊？”他自己先乐了，“怎么，这么不堪回首啊？”

我说这有什么不堪回首的，正经场子里正经挣钱。他来了兴致，追问那是演艺场还是酒吧。我说都不是，是综合性的会所，洗浴、演艺场、酒吧、蹦迪，全装在一栋楼里。

他哦了一声，忽然凑近了些：“听说你年轻的时候，侧面像刘德华？你转过去，我看看。”我把椅子偏了偏，把左边脸让给他。他端详了两三秒，一拍桌子：“哎，你别说，还真有点像，这个鹰钩鼻都对上了。”

我转回来，嘴上说如今上岁数了，不像喽，心里其实受用。这一点我从来不肯谦虚——当年在那边，最先被客人看中的，就是这副卖相。

“那你在那里面，算抢手货吧？”他追问。我伸出三根手指：“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每天最少三四个人排队点我，还有同事专门来找我，想请我过去替他撑台面。”

他有点不信：“同事还找你一个？”我说真的一点不假。他又问我凭什么这么吃香，是卖相还是酒量。我说，卖相打头阵，酒量守得住，两样凑齐了，人家才肯一直点你。

那时候我年纪轻，不太懂事，酒量倒是真好，红的白的都敢接。他还要追下去，问到底是谁在点我。我笑了笑，慢慢想起了那些晚上。

那是人家叫我去做的。管事的看我年纪轻、长得周正，问我肯不肯做陪人喝酒的活，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就答应了。会所里的客人，基本都是从香港过来的，四五十岁的女人，手头宽裕，一桌一桌地来玩。

那时候普通打工的人，流一个月汗挣个两三百块；她们随手赏的小费，一晚就顶我好些天的工钱。这笔账，我一个外来的年轻人，算得很快。

说是陪人喝酒，其实做的是一整套照顾：陪客人喝酒、说笑，把台面上的气氛哄热；谁喝醉了，我就替她叫车，把人稳稳送上车，交代司机照顾一句。

她们要的不多，就是桌上有个人陪着热闹，喝高了有人管。我有一点好：她们哪怕在酒桌上追得再热络，说好的钱，一分是一分给到我手上。

至于酒桌之外再进一步的那些事，不便多说，我只守自己的规矩——桌上我全陪，下了桌，只送到车门口。客人们点我，一半看卖相，带着出门有面子；一半看酒量，我替她把酒挡下来，她就不至于被人灌得难看。

场子一开就是通宵，我天天后半夜才睡，酒从上桌喝到天光。点名的人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一晚上要在几张台子之间赶场。我那时想得简单：趁年轻多挣一些，这份工比进厂快得多，身体嘛，扛一扛就过去了。

这样热热闹闹做了些日子，有一晚的事，我记到今天。一位常客喝到半醉，靠在卡座里，忽然拉住我的手不放，说让我给她按揉按揉，按得她舒坦了，钱另算，不会亏待我。

包房里音乐震天响，她旁边的姐妹笑成一片，都拿眼睛瞟我，有人起哄：“人家都开口了，你还端着？”我把手轻轻抽回来，笑着说：“喝酒，我陪您到底；您喝多了，我送您上车。按揉这个，我不会。”

她不肯罢休，又软着声音添了两句，说就一会儿工夫，怕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按揉不会，陪喝管够。她盯了我几秒，摆摆手：“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叫那个谁进来。”

那桌后来照样热闹，只是点的不再是我。散场之后，领班把我叫到一边，说那桌今晚本来是冲着我开的台，酒水点心一样没省，“你傻的呀？送到手边的钱往外推？”

同事也来劝，说我不会挣钱，放走一笔是一笔。拿现在的话讲，大概就是傻吧，我不跟他们犟。按揉这个口子，我打定主意不开——开了第一回，往后就守不住了；可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了不起，那晚少挣的钱，是真的。

我想来想去，手里还剩一样硬的：酒量。卖相是爹妈给的，酒量是自己练出来的，只要我还能喝，这钱我照样一笔一笔挣回来。

没过多久，就轮到那杯洋酒。那晚一桌客人喝到兴头上，为首的那位从包里抽出一沓钱，拍在桌面上：“一千块小费。这杯洋酒，你一口干了，钱归你。”

满桌人一下子静了，眼睛全落在我身上，旁边有人跟着起哄：“干！干了这钱就是你的！”她见我不动，笑着补了一句：“不敢喝？不敢喝这钱我就收回去了。”

我心里飞快过了一遍账：一千块，普通工人流一个月的汗才挣两三百，这一杯下去，顶人家好几个月的工资；前些天刚有人说我不会挣钱，这一杯我再推掉，往后“能喝”两个字就别想再挂在我身上，还有谁肯点我？

杯子推到面前，酒面晃着灯。我端起来，朝她们扬了扬，说了声多谢，仰头就灌。

洋酒烈，平日里小口抿是一回事，一口气灌下去是另一回事。酒到喉咙口就卡住了，下不去，像咽了一口烧红的炭，呛得我眼泪直冒，弯着腰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

那桌人先是笑，后来看我脸色不对，让人给我倒温水、拍背。那一千块，我还是拿到了，为首的笑着把钱塞进我口袋，说值。可接下来几天，我咽口水都像喉咙里被人拿锉子来回锉，粥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一天讲不了几句整话。

有客人照旧来点我，领班一律替我挡了，让我先回去歇着，等好了再来。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那笔钱：钱是挣到了，可我吃饭的家伙，先烧坏了。

歇了几天，喉咙总算能正常说话了，我回了会所。一进门还是那股熟悉的烟酒气，领班见着我，第一句不是问身体，是问：“还能喝吗？”

我说能。客人照旧点我，台子照旧满上，同事还打趣，说刘德华回来了。头一轮酒端起来，有熟客隔着台子招呼我过去坐。我照旧碰了杯，照旧喝了。

半杯下去，喉咙里那道烧痕就又着了起来，火辣辣地一路烧到胃里。我扶着桌沿缓了半天，冷汗把后背浸透。台面上的说笑还在继续，我坐在中间，忽然觉得隔了一层，像隔着一层玻璃。

我没有等第二杯，也没有等谁再拍一千块在桌上。我跟领班说，这份工我做不来了。他看看我，像还想说什么，末了只丢下一句：“想通了再回来。”

我把这些日子的工钱结清，收拾了随身的物件，从侧门出去。夜风一吹，会所里的烟酒气散开了些。这份差事统共没做多久，来时想趁年轻多挣些，走时却是身体先撑不住了。路口的夜宵摊还亮着，我要了一碗白粥，一小口一小口地咽。

“后来呢？”访谈者的声音把我从那边拉了回来。他上下打量我，忽然一乐：“哎，你这个光头，把胡子留起来，再穿件长袍——像谁你知道吗？”

“像老电影里常出现的那位民国大人物嘛。”我自己接了。他笑得直拍桌子：“瘦瘦的，还真有点像！你再侧过去，我看看。”我配合地侧过身，随他端详了个够，自己也笑了，说年轻时靠这张脸吃饭，老了还是靠这张脸逗乐。

刚转回来，他忽然又想起什么：“对了，你刚说三四个人排队，真的假的？”我说真的一点不假。他大笑，提起酒瓶给我满上一杯：“来，当年千杯不倒的刘德华，敬你一杯。”

我把杯子往前推了推：“给我换杯茶吧。”他愣了一下，问我是不是客气。我说不是客气。当年那一千块，早就花得干干净净；拒绝按揉那件事，我到现在也不觉得亏——真正亏的，是我把一副能吃饭的身体，也当成了小费的一部分，搭了进去。

他看了我两秒，没再劝，把酒瓶收回去，替我续了一杯热茶。茶是烫的，我端着，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喉咙里安安静静，什么也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