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儒学心灯】邹晓东 | 从经典出发 走向“有我之境”

邹晓东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尊敬的各位同仁、各位同道：

大家好！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特殊。因为在我的思想和学术历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都坐在台下，一位是颜炳罡老师，一位是谢文郁老师。下面我想汇报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走上中国哲学研究道路的经历。

对于我这样一个理科生来说，后来能够研究中国哲学，没有转向西方哲学，主要受到两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是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就是颜老师主持的经典诵读班。

在20世纪中国哲学领域，与李泽厚先生齐名的重要学者之一是牟宗三先生，而颜老师又是国内较早研究牟宗三先生的专家。不过对于我这样的理科生来说，牟先生的著作很难直接把我引向中国哲学，因为他的表达对理科生而言太玄了。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中讲到，自己在北大预科读《朱子语录》时，起初似懂非懂，坚持阅读一个月以后，他忽然摸到了朱子说话的层面和道理的线索，体会到一种直觉的解悟。按照他的理解，人的天命之性和善性可以直契天道，如果缺少这种体悟和超越则难以进入中国哲学的命脉。对于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来说，这样的论证方式确实很难直接接受。相比之下，李泽厚先生的论述对我这个理科生来说更容易理解。他把牟宗三先生所说的超验、理性和先验层面的内容概括为“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中国人在历史中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和文化心理结构，将在21世纪对以还原论物理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形成实质性的补充。

我当时就想，既然自己从物理系转来学习哲学，那就应该研究一些能够对现代主流文明有所补充的内容。这样看来，我当然应该学习中国哲学。在学习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大学》和《中庸》成为我学术研究的起点。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大学》和《中庸》？我在博士论文出版时也谈到过，因为这是我在硕士和博士阶段最熟悉且了解最多的两部经典。可以说，我在颜老师的经典诵读班中打下了这方面的“童子功”。为了研究《大学》和《中庸》，向前追溯，就需要了解孟子、荀子和《尚书》，甚至还要了解一点甲骨文。向后延伸，由于宋明儒学大量围绕《大学》《中庸》展开解释，我们也必须较为深入地了解朱熹和王阳明的相关思想。直到今天，我所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包括最近撰写的荀子研究文章，以及对王阳明和朱熹的讨论，实际上都是从《大学》《中庸》研究中延伸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颜老师的经典诵读班正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与我后来带领学生读书有关。

我也在《文史哲》编辑部担任编辑。2019年评上副教授，2020年成为硕士生导师，202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逐渐把颜老师的经典诵读班与谢老师的读书会结合起来。除了开设西方哲学补修课，偶尔面向全校开设一些公共选修课以外，我通常每个学期都会组织一至两个经典读书班。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我们读了两个学期；《纯粹理性批判》大约读了两年；《陆九渊集》读了两个学期；《荀子》现在也读到第二个学期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说重新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新的学术领域通常都是在我和学生共同研读经典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学生可以亲眼看到，一位老师如何从原来并不擅长某一部经典开始，与大家一句一句地读，有时还会受到学生的反驳，后来逐渐能够把握这部经典，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学生由此会感到，学术研究并没有那么神秘，它就是在不断切磋琢磨的过程中一点点做出来的。这种读书方式是我从谢老师和颜老师那里学来的。在读书过程中，我既带领学生研读经典，也借此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域。

第三件事情，与我这次发言的题目有关。

“有我之境的经典研读”，实际上是我在谢老师读书方法的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概括。《中庸》中有一句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要继承老师，除了模仿老师开设读书班、从事学术写作之外，还应当掌握老师“授人以渔”的那个“渔”，也就是把老师的方法真正学到手。在读书和研究过程中，我注意到两种极端。一种情况是读者或研究者自己的想法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想法满天飞，却无法把握经典文本本身的文脉。另一种情况则过于拘谨，只是亦步亦趋地借助训诂梳理经典的文脉。等到文脉揭示出来以后，自己的思想似乎也随之枯竭了。除了以某种方式复述经典，很难再作进一步的哲学思考，也就无法真正“接着讲”。

面对这两种倾向，我提出了“有我之境的经典研读”。它的基本想法是，我们研读一部哲学经典，首先要抓住这部经典的主导性问题。既然它提出了一个主导性问题，也必然会针对这个问题给出某种方案。我希望自己和学生在面对经典时，能够先“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能够用大白话把经典文本的主导性问题讲清楚，也能够把它提出的基本方案梳理出来。如果只能堆砌术语，做出来的往往还是“夹生饭”，说明我们尚未真正把握文本。能够用大白话把问题和方案讲清楚，才算真正“入乎其内”。所谓“出乎其外”，也有不同的层次。“小小的出乎其外”，就是在接受经典所提出问题的前提下，与它提供的解决方案进行较量。如果我发现这个方案存在漏洞或矛盾，就可以尝试弥补漏洞和化解矛盾，进一步优化它的方案。如果能够再向前一步，我们还可以反思经典提出问题的方式，追问它的问题本身是否足够深入。在经典原有思考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把问题再深化一层、优化一层，然后针对经过深化的问题提出新的方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就真正站到了经典的肩膀上。

联系我自己所做的《大学》《中庸》研究，宋明儒学需要建构道统论。既然《大学》和《中庸》都被认定为承载道统的经典，那么在典型的宋明儒者看来，这两部书不可能各说各话，它们的思想一定是一以贯之的。在老师们的引导下，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有一点创新，于是就想，能不能把宋明儒学对《大学》《中庸》一以贯之的理解拆分开来，重新考察两部经典各自的问题意识。我的基本结论是，《中庸》把《大学》的问题意识深化了一层。《大学》认为，认知和理解本身并不构成主要问题，所以“诚其意”格外重要。《大学》没有详细解释“格物致知”，却用了全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说明什么是“诚其意”。“诚其意”所要处理的，主要是“知而不行”的问题。《中庸》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我们考察其开篇前几则孔子语录就会发现，孔子把人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包括“过”与“不及”，都归结为“知”的问题。《中庸》中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又说：“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按照这一思路，一切行为偏差问题最终都可以追溯到“知”的问题。《中庸》把“知”的问题揭示出来以后，也就意味着只要认知不出现偏差，人的行为就不会失当。

那么，如何解决“知”的问题？我认为，儒家性善论的登场，正是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对《中庸》来说，孔子是最好的老师，他使用的教材和开展的教学活动都无可指摘。然而，那些“过犹不及”的问题，恰恰发生在孔子的学生身上。真正没有出现问题的，一位是大舜，一位是早逝的颜回。其他学生或“过”或“不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老师无可挑剔，教材也没有问题，学生却在认知和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还能归咎于老师吗？还能归咎于教材吗？或者诉诸某种宗教对象？如果这几条思路都走不通，就只剩下一条道路，那就是学生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并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学生要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缺少这种资质，问题就会像一团乱麻，越理越乱。那么，这种资质究竟是什么？这就回到了《中庸》开篇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中，我最重视的是前两句。“天命之谓性”所说的，就是人的这种内在资质。所谓“率性”，在我看来，如同一个导航，是存在于我们生命内部的鲜活向导。当我们读书、接物和思考时，这一鲜活的“天命之性”始终发挥着向导的作用，帮助我们形成与具体处境相适切的认识，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所面对的事物和经典文本。

说到最后，我的研究还是回到了颜老师当年带领我们诵读的“四书”。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整理| 颜培恕 闫晓阳

2026年9月12日，“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30周年纪念会议”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甘肃、河南、安徽、福建和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齐聚山东大学，围绕经典诵读对个人及时代的意义、经典的义理阐发等主题，结合切身参与读经的经历，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既回望参与经典研读的生命历程，也探讨了经典在当代社会乃至未来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使命。本文是颜培恕和闫晓阳根据邹晓东教授的现场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