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线技术副总裁到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第34章 提线木偶

2017年5月26日（星期五），苹果公司的上海运营团队为年度全体员工大会准备了一个惊喜。上次的会议只有数十人参加，但这一次，苹果要求许多员工必须出席。整个中国运营团队都受邀参加，工程师们从全国各地赶到会场。加州的几位副总裁也飞抵现场，包括制造设计负责人尼克·福伦扎和产品设计主管丹·里奇奥。邀请函由区域运营负责人罗里·塞克斯顿发出。

当苹果员工抵达 Caffe Macs 时，发现店内挤了好几百人，他们正喝着啤酒、吃着披萨，或坐在圆桌旁，或聚集在楼上的夹层。手机不得带进去，因为苹果公司会向员工提供一份关于公司运营状况的机密概述，并披露最新的数据。在热闹的氛围中，当晚的重大消息是：葛越（Isabel Ge Mahe）将永远从库比蒂诺调任，担任新的职位：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与会者们互相对视，礼貌地鼓掌。许多人从没听说过葛越，但葛越已经在苹果公司做了9年的无线技术副总裁。她于2008年7月加入苹果，当时公司的主要产品的 iPod 和 Mac 电脑，这些产品还不具备蜂窝芯片。随着 iPhone 的增长和 iPad、AirPods 以及 Apple Watch 的诞生，她把一个25人的软件团队扩展到了1200人，涵盖所有苹果产品中的蜂窝、蓝牙、近场通信（NFC）和 Wi-Fi 芯片。

葛越身着精心挑选的设计师服装，散发着优雅的气质，同意接受员工提问。一名30多岁的中国员工率先拿起话筒。她希望葛越能给她一些指引，询问葛越怎么能成功兼顾母亲和强大高管的职责。葛越的回答让许多人侧目。"我有很多帮手，"她指的是保姆和家政人员："这就是你需要的。你需要很多人来帮你。"在场有人调侃说，现场鸦雀无声。还有人回忆道："那位女性的问题是：'我成家了。我经常因工作出差。作为一名希望兼顾母亲角色的女性，我如何在商界立足？'而葛越的回答几乎像是贵族在说话。比如，'嗯，你得保证自己有个好保姆。'"

这个问题无关痛痒，但葛越回答得非常糟糕。几分钟后，一位年轻的中国员工提了一个更敏感的问题："我们怎么在中国拥有更多决策权？你会帮助我们吗？"她事不关己地回答说，中国的决策将在上海和北京做出。但这个回答让人非常不满，那位员工站起身，从传话的人手中抢过话筒，再次发问："不，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等着库比蒂诺的人早上醒来回复邮件，才能做决策？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拥有这个决策权？"

葛越在中国待的时间不够长，不理解其中的背景。当地的运营团队一直和产品设计团队发生摩擦，后者主要在加利福尼亚州，但逐渐扩大了在中国的永久性存在。运营团队常常对产品设计团队的权力心存不满，认为在苹果的大规模扩张过程中，自己的技能发挥了很大作用。当运营团队与供应商会面时，当地团队希望获得决策权，而非一味听命以库比蒂诺为中心的产品设计团队。这种紧张关系是公司的核心矛盾之一。库比蒂诺的部分员工认为，运营团队——尤其是外包的制造运营团队——是可有可无的。在这种观点下，苹果的独特之处在于突破性的工业设计和产品设计。但运营部门的人总是认为，正是他们的工作才让苹果产品这么普及、这么赚钱。"你可以说触摸屏玻璃和黑莓键盘过时了，但真正重要的是有很多天才，每天生产百万台产品，"一位在场人士表示。因此，提问者实际上在问葛越：你站在哪一边？你是和产品设计部门站在一起，还是会尊重运营部门？

葛越正在接受考验，但她了解得不多，无法理解这些问题。她手足无措，四下张望，想让罗里·塞克斯顿帮帮忙。"我记得那一刻，"另一位在场人士回忆道；"那感觉就像是'罗里，救命！'或者'罗里，你怎么让这种事发生？'"她勉强挤出了几句话，解释了为什么本地团队应该向库比蒂诺总部寻求建议，而不是独立行动，随后话音渐弱。如果表达得更清楚，这可能是正确答案，但葛越正身处上海运营的"虎穴"之中。塞克斯顿、布兰登·劳里和史蒂文·马切尔的办公室都在这栋大楼里——这三人正是代表运营、采购和研发的"八人帮"成员。

现场的工程师们听后并不满意。"她看起来不适合这个职位，"有人说："她是个好人，没什么问题。但他们本该让她接受一两个月的培训……苹果公司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把你扔进火坑，然后让你自己扑灭大火。"

糟糕的局面

葛越出生于中国东北部辽宁省最大的城市沈阳。她的父亲是中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当葛越还是个孩子时，父亲就受邀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担任采矿顾问。他原本打算带葛越的姐姐一起去，但姐姐在中国有男朋友，不愿去。葛越抓住了这个机会，渴望学习英语并接受国际教育。后来，当父亲的公司不需要他再待在加拿大时，她说服他留下来，以便她能继续学业。这位前教授为了女儿牺牲了很多，送过披萨、在加油站打过工，而葛越则白天在餐馆端盘子、卖鞋，晚上学习。

努力终有回报：1992年，葛越获得了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完成了工程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她加入掌上电脑制造商奔迈（Palm），在该公司度过了近六年时光，在此期间，公司正努力转型，适应智能手机时代。葛越几乎从零开始，为奔迈组建了无线团队，引起了库比蒂诺（苹果总部所在地）的注意。在 iPhone 发布几个月后，苹果招聘人员展开了一年多的招募活动。她拒绝了，认为离开团队是背叛。但招聘力度不断加大，最终史蒂夫·乔布斯邀请葛越共进晚餐。尽管乔布斯对晚餐的描述有失实之处——"整整两小时只喝水"——但葛越仍被其打动。乔布斯听了她的顾虑后，允许她带走奔迈团队的核心成员。据葛越回忆，乔布斯用一句话敲定了交易："你可以留在奔迈，开着一辆载满人的巴士冲下悬崖，或者来苹果，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着陆点。"

在接下来的九年里，葛越展现了她的技术能力，但也因很难相处而声名狼藉。"她和每个人都吵架，"一位同事回忆道。当产品同时涉及硬件和软件时，不同的团队经常出现问题并相互推诿。例如，如果通话掉线，可能是天线问题，也可能是基带软件问题。理想的苹果工程师会采取自我指责的态度，用"有罪推定"的心态解决问题。但知情人士透露，葛越属于喜欢推卸责任的类型，这种态度在她整个团队中蔓延开来。和她密切合作过的人表示，她"在库比蒂诺变得非常孤立。没人愿意和葛越合作。"

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曾担任苹果大学院长的乔尔·波多尔尼指出，苹果的产品开发过程可能非常"混乱"，因为多个部门都会参与。因此，苹果鼓励部门领导者对整个产品负责，"即使你无法控制其他团队"。他解释道："'好的混乱'发生时，不同的团队以共同的目标为导向协作……'坏的混乱'发生时，团队会把自身的议程置于共同目标之上。"正如波多尔尼所言，那些与"坏的混乱"有关系的人"会被撤销领导职位，甚至可能被踢出苹果公司"。葛越的案例就是如此，她被派去了中国。

"八人帮"自2014年起便在中国幕后运作，成功帮助苹果塑造形象，随后他们开始呼吁，建立一个更公开、更具组织性的中国团队，由一位强势领导者掌舵。据一些同事透露，罗里·塞克斯顿渴望获得这个职位。事实上，他已经在名义上担任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他的影响力比较大，是副总裁，也是苹果在中国最接近权力掮客的人物。塞克斯顿带领一支工程师团队，与供应商紧密合作，并经常与政府部门沟通。"他熟悉本地产业政策和沟通方式，知道如何组建团队，又不必担心谁会抢功，"一位同事说。有一次，一名苹果员工携带了未经认证的 iPhone 原型机离开保税区，引发了一场合规风波，塞克斯顿成功协调化解了这次危机。但塞克斯顿不是中国人，也不懂中文。

史蒂夫·马切尔也是候选人。他会说普通话，在中国待了15年，也和本地产业界有关系。但他刚加入苹果不久，在库比蒂诺还没什么名气。一位同事表示，马切尔经常提出好主意，但当他想说服高级管理层时，得到的回应往往是"你是谁，再说一遍？"。此外，苹果非常重视形象，公司希望由一位有中国背景、又能获得总部信任的高管来担纲这个位置。

道格·古特里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葛越的情况。他主张正式设立中国区负责人的职位，但并没有参与选拔过程，也不认识她。因此，有一次他去库比蒂诺，她主动邀请他到办公室，他觉得十分意外。那是2017年初，春节过后，古特里已经在中国高管中建立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走到葛越办公室，寒暄了几句。葛越凝视着他，说："看来我得怪你？"古特里的眼睛睁大了，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有攻击性。"我们从没见过，"他回应道："我做错什么了吗？"葛越说："我正要坐飞机去中国，因为库克说，'你最好听听道格·古特里的话。'"葛越指的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差，而是受命接受一项重大职业挑战，还要带着不会说中文的丈夫和孩子们搬到上海。

2017年7月18日，苹果正式宣布了葛越的新职位，仅仅六个礼拜后，就有了那次全体员工问答会。从第一次会议开始，内部就有传言说，她并不适合这个职位。从外部看，这是个绝佳选择：葛越是副总裁，曾带着团队负责关键技术项目。尽管她出生在中国，但16岁时就移居加拿大，自此从没回过中国。虽然有些人可能具备本地知识和沟通经验，比如戈峻或马切尔，但葛越是否具备这些能力尚不明确。

全球唯一的董事总经理

这种不匹配更多是苹果公司的责任。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需要深谙中美商业环境和本地机构的运作，或深入理解苹果的多层运作体系。葛越两者皆非。她无疑是技术专家，但缺乏所需的技能组合。她的中国背景本应是加分项，但实际上只是凸显了苹果在岗位设计上的仓促。库比蒂诺希望由一位有中国背景的高管来承担"中国形象"；至于她的职业经历与岗位要求是否匹配，反而成了次要考虑因素。

员工对她之所以感到失望，是苹果内部有好几个更合格的华裔女性。其中一位是艾莉丝·崔（Iris Cui）。她是一位坚韧、强势、直率的女性，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上世纪9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求学，后成为苹果运营总监。另一位是政府事务副主管薇拉·吴（Villa Wu），她曾在上海求学，加入苹果政府事务部门前在英特尔工作，为苹果建立信誉并促进与当地相关部门的联系。然而，一个挑战是，如果有人在岗位上表现出色，苹果通常不愿将其调离。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职位本身。"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是个名义上的职位，主要出于对外沟通与本地协同的需要而设立，与公司的运营模式并不匹配。与传统公司将业务划分为多个部门、每个部门由总经理负责盈亏不同，乔布斯把整个公司置于一个统一的盈亏体系下。随后，他把公司划分为市场营销、工程和财务等职能部门，每个部门由技术专家负责。公司没有总经理——然而，葛越却担任中国区总经理。这个特殊职位让她处于一种尴尬地位。纸面上，她负责管理苹果最重要地区（中国）的1.4万名员工。但苹果是一家高度层级化的公司，包括苹果零售店的员工、运营工程师、研发专家和政府事务团队在内，无论是在中国或库比蒂诺总部，都有独立的汇报体系。在任何意义上，这些职能部门都不需要向葛越汇报。

同事们说，葛越想在研发部门留下印记，承担更多责任。但她的专长仅限于基带软件，而库比蒂诺团队对她的硬件技术并不认可。于是，她开始写一份关于中国市场的月度报告，总结当地的情况，并记录苹果竞争对手的营销活动。中国团队中的一些人喜欢这份报告，把葛越当成是他们的代言人，有助于为他们争取更多权力。另一位同事表示，葛越曾想在日程中安排时间与他人会面，但她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晰。她无法赢得尊重，也没能察觉自身层级之下正在发生什么。"公司把她当作中国区的代表，推出去参加各种场合，"另一位同事说："她只在需要露面时出现，然后照本宣科。我对这样的领导毫无尊重。"

多位在华工作多年的工程师表示，他们并不认识葛越。那些在当地生活的人说，即使在任职七年后，他们对她的角色仍一知半解。"她算是中国研发的负责人，但更多是象征性的，"一位总监说；"对苹果来说，重要的是产品——而她并不真正负责任何产品。"葛越也曾暗示，她在苹果的角色非常独特，其中的一系列任务与一些专家职责重叠。"我只能自己制定工作手册，"她在2019年表示："因为苹果在全球范围内从没有设立过董事总经理这个职位。我必须学习新技能，比如影响他人、领导销售和营销等跨职能团队，而他们在这些领域比我更有专长。我还要和商业伙伴会面，并发表演讲。"

但事实证明，演讲并不是她的强项。在 YouTube 上能找到的少数几场演讲或采访中，葛越显得沉着优雅，但也不时给出陈词滥调的回答，重复苹果的套话，还经常用没什么实质内容的流行术语。在回答对 MBA 学生有什么建议时，她表示："在困难时期，相信自己。同时也要明白，正是这些挑战让你变得更强大。"这些陈词滥调还是她排练过的，一共包括四点，还包括"保持开放心态"和"与所爱之人相处，再久也不嫌多"。

摇滚明星

到2019年初，库比蒂诺内部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个职位并不合适。葛越已经成了一个职责边界模糊的角色。苹果没有总经理职位，而她自己却顶着总经理的头衔。但苹果需要这个职位来维持在华业务的对外形象，而撤换葛越会充满风险。苹果公司刚刚失去了零售业务负责人安吉拉·阿伦茨（Angela Ahrendts），这位前博柏利（Burberry）CEO 是蒂姆·库克的标志性招聘成果之一，还有多元化与包容性负责人丹尼斯·杨·史密斯（Denise Young Smith）。苹果公司的高管以男性为主导，而这两位女性都曾出现在高管名单上。再失去一位女性高管，尤其是执行团队中唯一的中国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此外，葛越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库比蒂诺最终决定让她留在一个舒适的职位上。当她想为自己建立媒体影响力时，公司不允许她这样做，于是她转而通过其他方式塑造个人形象。她于2019年加入了星巴克董事会，2022年加入露露乐蒙（Lululemon）董事会，目前担任美国商会中国区理事会成员。

在外界看来，这些职位让她看起来像个摇滚明星。《财富》杂志多次将葛越列入"最有权势女性"榜单。而在媒体难得提到的案例中，记者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苹果在中国取得的成功与她的领导力有关。苹果的企业文化神秘、封闭，掩盖了一个现实，即葛越扮演的角色更多是象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