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水管工！

您有没有这样的困惑：

为什么经济学理论那么多、模型那么复杂，但好像总是和现实生活脱节？尤其是当全球经济处于复苏乏力、债务膨胀、地缘风险上升、能源价格高企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共同作用的“艰难时期”，经济学能发挥多大作用？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联袂撰写的著作《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中给出的回答是：好的经济学不是灵丹妙药，而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人为中心，设计可执行、可检验的政策方案。经济学家应该把自己看作“水管工”，用“基于科学的直觉、经验辅助的猜测和大量的试错”解决问题。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一直致力于模仿物理学的精确与简洁，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但班纳吉和迪弗洛用10多年的田野实验和随机对照试验证明：经济学更需要用灵敏的耳朵去倾听那些被宏观数据抹平的微观声音，用同理心去体会那些被理性假设忽略的非理性选择。其真正的力量不在于预测世界，而在于接受世界的黏性，并在黏性中寻找撬动发展的支点。

要理解班纳吉和迪弗洛的贡献，需要将其观点置于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谱系中。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至今仍是经济学家理解长期增长的基本框架。索洛模型的核心结论是，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非单纯的资本或劳动力投入。但代表“技术进步外生性”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模型难以解释的“黑箱”。一个典型佐证就是，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1920年至1970年间年均增长1.89%，而在1970年至1995年间骤降至0.57%，至于原因，到现在学界也没能搞清楚。

但班纳吉和迪弗洛对索洛的“黑箱”说法持怀疑态度——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真的没有规律可循，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只能袖手旁观，这显然不符合过去40年东亚各经济体的增长奇迹。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直接回应了索洛模型的缺陷。罗默的观点是，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其溢出效应可以推动整个经济步入收益递增轨道。比如，在硅谷等高技能人才集聚的环境中，思想的碰撞更容易产生类似“交叉授粉”的化学反应，使创新能够自我加速。

对于罗默的理论，班纳吉和迪弗洛同样持审慎态度。他们承认思想溢出效应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时也认为罗默的观点过于简单化：思想溢出并非自动发生，需要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这意味着，好的经济学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还必须直面现实约束。“如果你想知道某项政策是否有效，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在现实中进行随机实验。”

在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传统经济学最大的问题是，假设了一个没有摩擦的平滑世界——人们能随心所欲地换工作、搬家、创业；资源会自动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但“这不是真实世界，而是经济学家虚妄的幻想”。

劳动力流动不容易。现实生活中，人们会综合考虑家庭纽带、生活成本以及陌生环境可能带来的不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失业率一度攀升至27%，但仅有3%的人选择到欧洲其他国家工作。

资本流动也不容易。在贸易一章中，作者详细分析了为什么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经常失效。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是国际贸易理论中分析收入分配效应的核心理论，大致意思是，商品价格上升会提高生产该商品需要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实际报酬，同时降低其他要素的实际报酬。按照这个逻辑，只要那些劳动力充裕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开放贸易，劳动者收入就会上升，资本收益就会下降，收入不平等现象就能得到缓解。但历史经验表明，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印度在贸易自由化后，不平等现象反而加剧了。

类似的矛盾，书中还列举了很多。这一系列模型与现实的背离，指向一个共同的结论：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危险的缺陷，不是结论错了，而是前提错了——他们假设了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没有根，资本没有惯性，制度也没有延续性。但真实的人类社会，是由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信任关系等编织而成的网络，忽视这些“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学是不负责任的。

行文至此，终于回到了书名——“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究竟应该什么样？

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看来，谦逊的勇气或许才是答案。

好的经济学需要承认经济模型不是永远有用的，承认有很多问题是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尚不能完全解释的，承认再完美的政策设计也难免受制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环境与舆论影响。换句话说，好的经济学提供的不是“确定性的标准答案”，而是一种思考方式——以事实为锚、以证据为尺、以人为终极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讲，《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不仅是一本关于经济学理论的著作，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在复杂世界中保持理性的方法论。而这，或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肖 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