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美元与四座研发中心：苹果在中国的本土化转身

第32章 保护

2016年4月，柳青在库比蒂诺参加了一场会议，也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就在此时，苹果的 iTunes 和 iBooks 商店在中国区暂停服务。对于这位37岁的滴滴出行总裁来说，此举突如其来，时机再好不过了。滴滴正在和优步展开一场激烈的市场争夺，资金消耗速度惊人，如果选择投入自动驾驶技术，资金压力只会更大。柳青需要财务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她渴望获得苹果的背书。这个请求虽然很大胆，但巧的是，苹果也正急于改善在中国的舆论环境。数字商店业务的调整，意味着未来服务和内容业务的增长会受到限制。更现实的问题是，苹果需要找到新的方式，向外界说明自己在中国想做什么。

库克非常谨慎，低调宣布了苹果与中国方面达成的2750亿美元协议，因此库比蒂诺还需要采取其他行动。实际上，苹果采取了双轨策略。私下投资展示了苹果对多个产业集群的积极影响，而第二轨道则更公开地展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更多就业机会和本地研发中心。柳青可能并不清楚苹果的全部处境，但在和战略对手、潜在合作伙伴谈判方面，她绝不是个菜鸟。

柳青是滴滴的高管，从首席运营官晋升为总裁，她在2014年7月加入公司，此时该公司已成立两年，但她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获得了联合创始人的头衔。柳青出生于中国，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曾在高盛工作了十年多，从初级分析师晋升为中国香港的董事总经理。当她首次对滴滴产生兴趣时，该公司只是中国30多家网约车公司中的一员。由于没有北京的驾照，柳青带着三个孩子在城市中出行颇为不便，因此对滴滴的服务深表感激。她曾想代表高盛投资，但滴滴在早期融资阶段并不缺钱，因此拒绝了她的提议。最后，她对他们说："那至少让我加入你们吧。"她几乎马上就进行了策划，和主要竞争对手快的（Kuaidi）合并，展现了她的能力，这一切都得益于她作为投资银行家建立的人脉。

仅两年时间，这位拥有深邃双眼和一头乌黑卷发、发丝垂至脸颊的女性，已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代言人。优步（Uber）是滴滴的对手，该公司的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则以辍学、违规和举办兄弟会派对闻名。相比之下，柳青在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毕业，显得沉着冷静、条理清晰，说话前会仔细倾听，然后表现地既温暖又有野心。卡兰尼克说的是颠覆出租车网络，而她则想和优步合作。柳青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会以一种毫不掩饰、直截了当的风格应对。有一次，在与优步的竞争中，她为滴滴的烧钱策略辩护，对投资者说："如果不烧钱，我们今天就不存在了。"

与库克会面时，她先讲了个笑话："我们公司的法定名称叫'小橙子'，"她说："我们觉得，用水果命名的公司总能成就大事。"库克被她迷住了。他后来表示，他对柳青的环保雄心和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态印象深刻。"柳青……建立了一家致力于服务周边社区的公司，"他在2017年写道："分析通勤模式就像海洋学家追踪潮汐一样，滴滴可能让交通拥堵像翻盖手机一样成为历史。"

十亿美元

仅仅22天后，苹果就宣布向这家网约车初创公司投资10亿美元。柳青说，一切都"快如闪电"。这笔投资令科技界倍感震惊。当然，苹果过去曾收购过许多公司，而且肯定有足够的现金，但几乎从没对初创公司进行过股权投资。在滴滴有史以来拿到的投资中，这笔是最大的。库克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我们对他们建立的业务和优秀的领导团队印象深刻，并期待支持他们的未来发展。"他并没有说错，只是偏离了重点。自2008年应用商店推出以来，数百家甚至数千家应用公司都是优质投资对象，但苹果从没有收购过任何一家。大多数观察人士都心知肚明。"这笔交易看起来像是苹果为深耕中国市场而做的一次精心布局，"《信息》杂志写道。

关于这笔投资背后的考量，外界有各种解读。可以确定的是，它让苹果在中国同时获得了产业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也与苹果自身的谈判风格形成了某种对照。熟悉托尼·布莱文斯的人士表示，他反对划红线或提出具体的价格要求；相反，在合同签署前，他的反馈始终充满不确定性。他会故意营造环境氛围，让供应商主动以远低于预期的价格出售零部件。

双方都淡化了上述说法。在谈到这笔交易对苹果在中国的意义时，柳青表示，双方有"良好的基础，可以在许多方面互相帮助"。但库克肯定注意到了，他的新合作伙伴是柳传志的女儿。柳传志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家之一，于1984年创立了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末，该公司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 PC 制造商，随后收购了 IBM 的 ThinkPad 业务（2005年）和摩托罗拉的手机业务（2015年），实现了国际扩张。联想源自中国科学院，该机构一直是联想最大的股东。对苹果而言，联想在本土产业资源和本地运营经验上的积累，正是吸引力所在。

投资滴滴的性质为苹果树立了先例。苹果所做的一切都不只是短期动作。团队变得越来越老练，学会了如何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市场里运作，如果有需要传递的信号，就会以兼顾业务目标的方式传递出去。对滴滴的投资至少有两个功能。当时，硅谷的下一个大趋势是自动驾驶汽车——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称，这项技术可能"比谷歌更大"。苹果公司也加入了这种热潮，并在2014年启动了代号为"泰坦"的秘密汽车项目。一位曾参与"泰坦"项目的苹果工程师表示，滴滴可以为苹果提供"进入自动驾驶和地图领域的一条快车道"，因为自动驾驶需要绘制道路地图，而对地图数据的采集有明确的属地管理要求。如果苹果公司认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就必须建立正确的合作关系。而滴滴恰好拥有这些资源，包括与高德地图开展了合作，该公司是使用最广泛的中国地图服务提供商之一。

苹果意外发现，其数字支付平台 Apple Pay 发展十分缓慢，对滴滴的投资也与此有关。苹果公司认为，滴滴是一个可靠的扩展平台。当时，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正在激烈争夺市场主导地位，每天花费高达4000万元人民币（约合700万美元）来获取新用户。苹果公司正在想办法参与竞争。对滴滴的投资以及与柳青的联系，帮助苹果公司在两个新兴行业中建立了关系网，而苹果公司加入滴滴董事会后，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地位。与此同时，苹果公司的投资为滴滴带来了国际知名度，在库克的推动下，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在苹果投资宣布的那一周——即库克访华期间——库克在北京与柳青会面，两人一起叫车并参观了苹果商店。次年，柳青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库克亲自撰写了她的简介。

这些举措都是更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为苹果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环境。这些行动经过精心策划，处处可见"八人帮"的痕迹。对滴滴的投资是第一次具体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核心论点——苹果需要展示如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回馈社会"——正在产生效果。库克通过迎合听众强化了这种说法，称中国不仅是重要市场，更是技术创新的基石。"我在中国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创业者交流，"他告诉新华社："这里有那么多创业者，他们正在推动下一波创新浪潮。"

如果库比蒂诺方面想知道新计划有没有奏效，那看看中国媒体的反应就够了——央视此前曾报道过苹果的保修争议。一名分析师在节目中表示："苹果此前在中国没有投资战略，他们的战略一直是'只卖产品，不投资'。苹果当前的投资未必能彻底扭转颓势，但可能有助于制定下一阶段的增长布局。"

研发

库克2016年三次访华，对北京的访问是其中的第一次，充分表明他已经明白，苹果需要加大与各方的沟通力度。到8月，他再次访华，向中国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苹果将在中国设立首个研发实验室。10月，库克向深圳市相关负责人透露，苹果将在这个活力满满的城市开设第二个研发中心。中国媒体表示，这些研发中心表明，苹果承认需要和本土竞争对手抗衡。2017年3月，苹果宣布在上海和苏州再开设两家研发中心。苹果向合作方解释了这些中心会从事哪些创新工作，但文件措辞极为谨慎，以免透露机密信息或为竞争对手指明方向。

尽管这四家中心均非合资企业，但雇佣了数百名本地员工，也直观展示了苹果对中国市场的承诺。"此举让苹果不仅能利用人才，还真正让员工在专业能力和尊重工作方面得到成长，"一位熟悉公司内部运作的人士表示。

这些研发中心的实际定位，在库比蒂诺引发了激烈争论。"这不过是表面文章，"一位前高管坦言："我们内部都心知肚明。"另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工程师表示，与当地员工的磨合时常出现摩擦。这位参与招聘的人士称，研发中心的员工素质"远低于库比蒂诺的标准"。在一次网络采访中，"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会听到键盘敲击声——然后我们会说：'嘿，你能回到摄像头前吗？'而他们正在用必应搜索'金属弹簧回弹'之类的东西。"这次经历让这位经理坚信，这些研发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的是对外展示的功能。

这些研发中心由前诺基亚高管史蒂文·马切尔负责，他是"八人帮"的成员之一。有些人觉得，这些研发中心只是摆设，认为马切尔的野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苹果需要通过投资和就业机会，向当地表达长期投入的决心，但马切尔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反而过于自视甚高。"史蒂夫是个彻头彻尾的外行，自视甚高，"一位前苹果高管补充道。

不过，其他人认为，中国研发中心确实开展了实质性工作，只是这些工作属于"非核心"领域，不会和库比蒂诺总部产生冲突。其中大部分工作和软件有关，例如开发支持普通话的 Siri，确保中国用户能顺畅使用 iOS 系统。北京实验室最专注软件研发，包括无线支付技术和电信运营商相关的问题。上海则侧重硬件研发，包括电池测试实验室。深圳研发中心承担了大量制造和供应链工作，所以实验室大多空空荡荡，让加州来访的苹果工程师觉得非常不解。不过，当地工程师并非人手不足——他们只是在供应商的工厂里工作。

支持研发中心的人认为，对这些中心的负面看法反映了库比蒂诺工程师的不安情绪，因为随着苹果在中国做出越来越多的决策，他们的权力正在削弱。在研发中心建成前，苹果公司已派遣大量工程师赴华短期出差，库比蒂诺总部甚至说服联合航空公司，开通了每周三从旧金山直飞成都的航班，称苹果会定期购买36个头等舱座位，保证航班能盈利。这段6857英里的航线成为联合航空最长的直飞航线。两年后，苹果再次说服联合航空，开通了直飞杭州的航线——杭州是上海郊外的一个科技枢纽。"从上海到杭州有点远，"一位前苹果高管说："虽然可以坐高铁，但对于从库比蒂诺下飞机的美国人来说，在火车站导航有点复杂。因此苹果对美联航说：'你们开通杭州航线，我们来填满航班。'"苹果的经典口号一直是"产品在加州设计"，但这些研发中心开始打破这个惯例。中国团队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当地工程师开始公开质疑，这么多美国同事频繁过来是为了什么。

无论研发枢纽的工作质量如何，库克都利用了开业之际向当地媒体强调新的叙事。"我们不光是来这儿开拓市场的，"他告诉《财新》杂志："我们在中国已经创造了近500万个就业岗位。我不敢说有多少企业，无论是本土还是外资，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已经深深扎下了根。我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充满敬意。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长期发展的。"

合规的边界

如果"八人帮"觉得进展顺利，那么接下来的18个月证明，这套策略也有它的边界。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在不断变化，苹果需要持续调整自己的节奏。

2016年底，苹果按中国区的相关法规要求，对 App Store 中国区的应用阵容做出了调整。苹果方面表示，相关应用"违反了当地法规"。蒂姆·库克承认："我们显然不希望下架这些应用，但就像我们在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必须遵守业务所在地的法律。"对一家在数十个市场运营的公司来说，在不同市场遵循当地的合规要求，本来就是常态。2009年至2016年担任苹果应用商店负责人的菲利普·肖梅克（Phillip Shoemaker）透露，在他任职期间，整个应用审核团队都在库比蒂诺，驻北京的员工只有一个。这种安排意味着，来自中国区的合规反馈需要跨越太平洋才能抵达决策层，沟通链条相当长。

App Store 的设计初衷是兼顾安全和开放，结合了苹果操作系统的封闭性以及 PC 风格平台的开放性，以此实现最佳平衡。库比蒂诺最初设想，应用商店会由专门团队负责，对每个应用进行严格审核。但 App Store 的风靡程度迅速超出预期，审核团队很快不堪重负。如何在规模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苹果长期面对的课题。

数据中心

2017年，中国出台网络安全相关法规，要求本地用户的数据存储在境内。类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并非中国独有，但对中国市场，苹果需要与本地合作方共同建设和运营数据中心。2016年，苹果多次与相关方沟通，说明自己的云服务主要面向消费者，与面向企业的云服务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监管方没有采纳这一区分，苹果最终接受了这一安排，成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与投资滴滴一样，苹果想采取长期的战略视角。政府事务团队中的一些人建议，如果苹果要投资基础设施，至少应该选择一个能带来正面社会效应的领域。他们建议把数据中心放在贵州省——中国西南部的一个省份，当地正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气候和地质条件也适合建设大型数据中心。无论选址背后有多少考量，贵州数据中心最终建成并投入运营，成为苹果在中国本地化基础设施的一块基石。

对于数据安全的安排，苹果发布了明确说明："在中国，法律规定本国公民的 iCloud 数据必须留在国内。我们遵守法律，但绝不在用户安全方面妥协。我们保留用户数据加密密钥的控制权，而且在每一个新数据中心里，我们都能使用苹果最先进的硬件和安全技术，来保护这些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