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千年史探（17）：一州两制！东兰为何被一分为二？

谈到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大军压境、土司被罢免、官员被派遣进驻。

但是广西东兰的方式大不相同。

一开始并没有全部废除土司制度，也没有派出大量的军队去攻打山上的城堡，在韦家内部长达几十年的继承权纷争中，清朝政府才得以介入，并且趁机把东兰分成了两部分。

内六哨由流官直接管辖，外六哨仍然由韦氏管理，但是原来的土知州降级为土州同，并且要受流官知州的领导。

换句话说，在整个土司制度被废除之前，清政府就先拿出了部分难以管控的土地作为试点，并且在剩余土官手中缩减权力、增加监督。

这次改制的背后又有哪些事情呢？

一、继承权问题上旧的习惯法与新的法律规定发生了冲突

土司制度的核心并不是一个听上去很霸气的官职，而是一份可以世袭的权利。

如果某人成为土知州的话，那么他就掌握了该地区土地、百姓以及赋税和军队。所以土司家族之间争夺继承权的争斗，并不是一件私人性质的事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整个地方权力体系的一次再分配。

在康熙年间的时候，东兰的土知州韦光祚过世了，但是他的两个儿子韦兆虎和韦兆象还很小，不能够管理州里的事情，在当地的风俗习惯里，当土官死去而且继承人年纪小的时候，就可以由同一家族的人来代理。

在这种情况下，韦氏家族推选韦光裕（韦光祚之弟）之子韦兆罴来管理州政事。韦兆罴在康熙八年逝世，次年由他的儿子韦国宗继承了他的职位。因为韦国宗年龄还小，所以州里的事情大多是靠叔叔韦兆统来帮助办理。

到康熙十九年的时候，韦国宗去世了，且没有子嗣可以继承，所以第二年他兄长韦国岳就依照土司的老规矩来请求继承土知州的位置。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当时韦光祚的嫡子韦兆象也已经是成年人了。

按照韦兆象的观点来看，旁支以前只负责代理管理，并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世袭权力，“临时授权”的管理权不应成为永久的所有权。因此，自己成年之后，土知州世职应该由本支嫡脉继承。所以韦兆象就直接向官府上书控告韦国岳“冒宗夺袭”。

最后官府还是选择了支持韦兆象，韦国岳也因此被判刑，在狱中去世。

争议最大的地方就是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

韦兆罴代理州事是由宗族共同决定的，并且和当地的传统习俗相符；而韦国宗死后由弟弟韦国岳来继承，在土司传统中也能找到依据。但是韦兆象作为原土知州之子，主张收回世职，契合清朝不断推行的嫡系继承原则。

其实就是两种不同规则并行而产生的矛盾：一种是在土司社会内部流传下来的家族传统做法，另外一种就是朝廷一次次地对继承制度做出的规定和要求。

但是打完了官司，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了结。反而是最残酷的一段开始了。

二、从争夺官职到灭门，东兰一分为二

韦国岳在监狱里死去之后，哥哥韦国耀认定，弟弟是因为韦兆象图谋世袭官位而遭构陷致死，在此之前两家人一直和睦相处。

韦兆象也知道韦国耀不会就此罢手，多次派遣土目、土兵前去围剿，双方矛盾逐步演变为长期的武装对抗。韦国耀的妻子、弟弟以及多名子侄惨遭杀害，原本的权力争夺变成了不死不休的血仇之战。

从韦国耀的角度看，一旦离开自己控制的区域就等于送死，只能依托内六哨本土峒场，凭借地利与支持自己的民众自保。

东兰下辖的东院、兰木、长江、武篆、隘峒、都彝等内六哨中，大多数百姓选择了依附于韦国耀，并不接受韦兆象的指挥。韦兆象多次派遣军队进行攻击，但是始终不能把对手消灭，只好提出划分地域、停止战争的要求。

但是韦国耀一家已经死伤惨重，所以他并不相信和谈的可能性。他认为一旦离开山寨，很可能会遭到逮捕。

因此，在东兰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表面上只有一个土知州，但是实际上有两个权力中心在争夺控制权，民众分成两派对峙，部众互相残杀，赋税、治安也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如果把土司看作一种依附关系的话，那么它的运转条件就非常明确了：土民要交纳赋税、服兵役，而土官则要为他们提供保护、解决争端以及维护社会治安。

但是当土官动用自己的士兵去追捕和屠杀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并且还要清算所有帮助对方的人，这套依附体系就不再有效了。内六哨民众依附于韦国耀，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他的继任权，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韦兆象一伙人报复。

这场土司家族内部的权力争斗，引发当地长达几十年的纷争。

韦国耀七十五岁时出山投诚，这件事成为地方改制的关键节点。

这种情况一直到雍正五年的时候才迎来转机。

新上任的知府徐嘉宾来到这里的时候，韦国耀已经七十多岁了，长期据守峒场，家族遭遇巨大苦难，他自身处境艰难。于是他派遣侄媳前往知府衙门诉说多年冤屈。

徐嘉宾并没有马上派遣军队去围攻，而是采取了招安的方式。他许诺赦免他的罪行，劝说韦国耀出山投案自首。最后韦国耀与儿子韦扬一起来到官府投案。

之后官府又传唤当时的土知州韦朝辅以及相关人员讯问。当年屠戮亲人的旧案，发生在韦朝辅的祖父韦兆象和父亲韦国栋掌权时期，韦朝辅并未否认这些事实。

最后，因为韦国耀年事已高、家人大多遇难，仅剩一子，并且主动归降，所以官府也没有再追究他的责任。

表面上是释放了一位老人，其实是在为后续改革铺路。

一是安抚了韦国耀及其在内六哨的依附民众，二是通过审讯确认韦氏土官长期私相残杀、无力维持地方安定的事实。

另外一个重要信号来自于内六哨百姓。

韦国耀投降之后，当地的百姓依旧不愿意再听从韦家的管束了。因为害怕如果让韦家人恢复统治，他们就会趁机报复，所以人们不再向土司缴纳钱粮，而是直接送到府衙。

这一步非常重要。

在传统的治理结构里，赋税由谁来征收，就代表了该人拥有实际的统治权力。土民拒绝土司代收钱粮，说明韦氏在内六哨已经失去民心、丧失基本的管理职能。

当时的土知州韦朝辅本人也表示，由于内六哨百姓和土司之间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很深，如果仍然交由韦氏世袭土官管理，很容易再次爆发争端。

至此改制条件已经具备。

三、一州两制：不是全部废止，而是对难以管控的部分进行分割

地方官所提的办法并不是一下子废除了所有的韦氏土司，而是把东兰土州分成两部分来管理。

东院、兰木、长江、武篆、隘峒、都彝内六哨，由朝廷任命流官，设立东兰州，派知州以及吏目来管辖，驻扎在东院哨旧州治，使用正式州印，管理税收、案件审理和地方行政事务。

凤山、芝山、厘喇、长里、泗孟、四苟等外六哨，仍然由韦氏土官管辖。但是原来的土知州降为土州同，驻地迁至凤山。

不能把降一级这件小事当作无关紧要。

过去韦氏土知州就是东兰名义上最高的地方行政长官，降为土州同之后，管辖范围直接缩小一半，品级、印章以及职权都受到严格限制。土官的履职情况由流官知州考评，赋税收入也要经过流官审核之后才能上报朝廷。

除了行政上的规定以外，在军事方面也做了相应部署。

东兰距离柳庆所部驻扎的宜山县约420里，距离河池州210余里。地方官员提议增派50名绿营士兵，搭配一名千总或者把总，随同流官知州一同驻守。

50 名绿营士兵当然不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但是用来保卫官署、威慑地方势力、处置小规模纠纷是完全可行的。

雍正七年，《东兰改流善后事宜部议》获得批准，这套方案正式施行。

至此，东兰形成了少见的“土流分治”的局面：流官管辖内六哨，土州同管辖外六哨，且土州同受流官节制。

为什么不能把韦氏全部取消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成本与风险。

韦氏在当地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在外六哨根基深厚，如果清朝政府全盘推行改流，会同时触怒土官、土目及其依附势力网，极易引发大规模叛乱。

但是内六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由于长久的相互仇杀，老百姓已经不再信任韦氏土司，并且愿意直接向官府纳粮。对于朝廷而言，接收内六哨所辖地区难度不大，还可以打着保护当地民众、恢复地方治安的名义施行。

所以东兰改制的方式并不是一次性全盘接收，而是先接管条件成熟的区域。

保留外六哨土司，可以大幅降低民众反抗情绪；将土知州降为土州同，目的就是削弱韦氏的力量；设置流官知州，使土官受到约束；再派少量绿营军作为基础安全保障。

这套组合拳并不是看上去那样声势浩大，但是很管用。

四、战乱平息，并不意味着所有矛盾就此消失

从短期的效果来看，拆分可以很好地解决眼前的危机。

内六哨脱离韦氏直接管理之后，韦国耀一方不再担心遭到土司报复。韦氏掌控的地盘变小，也无法再组织起大规模的仇杀行动。长达几十年的武装冲突也基本终结。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内六哨的户籍、钱粮、诉讼和治安都已经被纳入到了流官州县系统之中，而外六哨虽然仍然存在土官，但是韦氏已经没有了以前那样高度自治的权利。

这就是东兰从土司统治到州县管理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办法。宗族血仇不会因为一份官府文书就自行消散，在土州同和流官知州之间，边界、赋税以及土民归属等方面也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纠纷。外六哨仍然掌握在韦家手里，说明当时的清朝政府追求的是低投入、稳收效，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从雍正皇帝的角度来看，东兰方案体现出的治理思路值得重视。

朝廷并不急于求成，没有贸然采取激进手段发动危险的战争；而是等到土司内部权威崩塌、当地民众主动归附官府的时机到来，才重新划分辖地，重塑地方权力结构。

东兰改流，并非清军武力击败土司，而是韦氏家族数十年争夺权力，把东兰本土治理秩序消耗殆尽，之后朝廷顺势介入，接管了已经瓦解的地方治理体系。

土司制度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外敌入侵的时候，而是在内部分裂规矩失灵、家族之间互相猜忌、百姓不服管的情况下。

韦氏争夺的是一个世袭官职，但是最后所失去的东西却是半个东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