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抓捕犯人，副市长要保人，厅长说，你算什么东西？

一

我叫周明远，今年三十四，在市局刑侦支队干了快十年。说是刑警，其实干的活儿跟片警差不多，谁家电动车丢了，哪个网吧有人打架，偶尔逮个吸毒的，就算大案了。真正能让我这种小民警沾上边的“省厅专案”，一年也碰不上一回。可偏偏就碰上了。

那天晚上我正蹲在路边吃馄饨，手机响了。是支队长老赵，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人听见。“明远，你赶紧回队里，省厅来人了，要抽人。”我问抽什么人，他说别问，回来再说。我把半碗馄饨扔在桌上，骑上电动车往队里赶。三月的风还带着寒气，刮在脸上跟刀片似的。

到了队里，会议室的门关着，外面站着两个穿便衣的，腰里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揣着家伙。老赵冲我使了个眼色，让我在走廊等着。我站在那儿，看着会议室磨砂玻璃后面晃来晃去的人影，心里七上八下的。过了大概二十分钟，门开了，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平头，方脸，穿一件深灰色夹克，走路带风。他扫了我一眼，问老赵：“这个就是？”

老赵点了点头。那人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遍，说：“周明远，明天开始你跟着我们，有个案子需要你跑腿。”我问什么案子，他说：“明天早上六点，到这个地址集合。”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宾馆的名字和房间号。我接过来，想问点儿什么，他已经转身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半就到了那个宾馆。房间里已经坐了五六个人，有男有女，都穿着便衣，但一看就是省厅下来的，说话带着省城的口音，抽烟的牌子也比我抽的好。那个平头男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方，是省厅刑侦局的处长——站在白板前面，拿笔写了一个名字。

“陈建国。”他说，“本市副市长，分管城建和国土。我们查了他八个月，受贿金额初步认定超过两千万。今天凌晨，他的司机和情妇已经控制住了。现在需要在他本人得到消息之前，把他带走。”

我坐在角落里，手心里全是汗。副市长，两千万，这些词儿离我太远了。我就是个跑腿的，平时连分局局长都见不着几面，现在要跟着省厅的人去抓副市长。方处长好像看出我在想什么，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小周，你不用干什么，就跟着，负责认人、带路。本地的情况你比我们熟。”

我点了点头。可我心里明白，他说的“本地情况”，其实就是怕本地公安里有陈建国的人。这种事，省厅不敢用市局的人，只能从下面抽几个底子干净的小民警。我就是那个底子干净的。

二

抓捕定在早上七点。陈建国每天七点半出门，司机来接，先去城东的“老陈家牛肉面”吃碗面，然后去市政府。我们提前到了面馆对面，一辆金杯面包车，车窗贴着黑膜，里面坐了六个人。方处长坐在副驾驶，手里攥着对讲机，隔一会儿就低声问一句：“到位了没有？”

七点二十，一辆黑色奥迪A6从市政府家属院的方向开过来，停在面馆门口。司机先下来，五十来岁，瘦瘦的，绕到后排开门。陈建国从车里出来，穿着藏青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他站在面馆门口，跟老板打了个招呼，笑着说了句什么，然后往里走。

“行动。”方处长说。

车门拉开，几个人冲了出去。我跟着跑，腿有点儿软。陈建国刚在面馆的椅子上坐下，面前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筷子还没掰开，就看见我们冲进来了。他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脸上还挂着笑：“你们是哪儿的？干什么？”

方处长亮出证件：“陈建国，省纪委、省公安厅联合办案，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陈建国的脸一下子白了。他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桌子上，碗里的汤洒出来，溅在他袖口上。他低头看了一眼，又抬起头，声音变了调：“你们……你们有手续吗？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手续在这儿。”方处长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在他面前展开，“走吧。”

陈建国没动。他站在那儿，盯着方处长看了足足有十几秒，然后忽然笑了。那笑声不大，但在安静的面馆里显得特别刺耳。“方处长，”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方处长说，“副市长。”

“那你知不知道，你们厅长跟我是什么关系？”

方处长没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纸又往前递了递。陈建国没接，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方处长没有拦他，就那么看着他。电话通了，陈建国把手机贴到耳朵上，声音忽然变得特别亲热：“老郑啊，我建国。你这会儿方便吗？我这儿来了几个省厅的同志，有点儿误会……”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方处长，嘴角挂着一丝笑。可那笑没维持多久。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他的脸色一点一点往下沉，像一块被水浸透的布。最后他说了一句“好，好，我知道了”，挂了电话，把手机塞回兜里。

“走吧。”他说，声音低了很多，像一只被放了气的皮球。

三

陈建国被带到了省厅设在郊区的一个办案点。是一栋四层的小楼，外面看着不起眼，里面全是审讯室和监控室。我被安排在二楼的值班室，负责给办案人员送水送饭，顺便看着走廊，别让闲杂人进来。那天下午，我正拎着一壶热水往审讯室走，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声音很大，隔着门都能听见。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违规操作！我要见我的律师！我要见你们厅长！”是陈建国的声音，又尖又哑，跟上午在面馆里那个笑眯眯的副市长判若两人。

方处长的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陈建国又喊了一句：“你们厅长呢？让老郑来见我！我跟老郑什么关系你们知不知道？当年他在县里当公安局长的时候，是我给他批的地！他那个局办公楼，没有我签字，他现在还在那个破院子里蹲着呢！”

我站在门口，手里那壶热水烫得我手心发麻。我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就那么站着。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方处长走出来，脸色很难看。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说：“水给我。”

我把水壶递给他，他拎着进去了，把门关上。我站在走廊里，听见陈建国还在里面嚷，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台坏了的收音机。

那天晚上八点多，楼下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我从窗户往下看，一辆黑色的丰田越野车停在楼前，车牌是市政府的。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司机，一个穿深色大衣的中年男人。那人我认识，在市局的会议上见过，是市政府秘书长，姓刘。

刘秘书长上楼的时候，脚步很急，皮鞋在水泥地上敲出一串脆响。他直接去了方处长的办公室，门关上了。我坐在值班室里，隔着一道墙，听见那边有说话声，但听不清。大概过了半个小时，门开了，刘秘书长走出来，脸色铁青，身后跟着方处长，方处长的脸色也不好看。

他们下楼的时候，我听见刘秘书长说了一句：“方处长，这事儿……你最好再考虑考虑。陈市长不是一般人，你们厅里……最好跟市里通个气。”

方处长没说话，只是做了个“请”的手势。刘秘书长走了，车子发动的声音在夜里显得特别响。

四

第二天上午，又来人了。这回是一辆省厅的车，下来的是厅办公室主任，姓孙，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走路慢吞吞的。他直接上了四楼，那是厅长临时办公的地方。我正好在四楼走廊拖地，看见孙主任上去，敲了敲门，进去了。

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我本来不该听的，可走廊里就我一个人，那声音顺着门缝往外钻，挡都挡不住。

“……老郑，陈建国那边，市里打了招呼。刘秘书长昨天来了，今天早上又打了电话。说陈建国身体不好，有糖尿病，能不能……换个地方？”孙主任的声音。

厅长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谁打的招呼？”

“刘秘书长说，是王市长的意思。”

“王市长？”厅长的声音忽然高了一截，“王市长知不知道陈建国是什么案子？两千万，光现金就搜出来八百万。他王市长想干什么？”

“老郑，你小点儿声……”孙主任说，“王市长说，陈建国在市里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能不能……先不采取强制措施，让他把问题说清楚就行。”

“说清楚？”厅长笑了一声，那笑声冷得像冰碴子，“孙主任，你跟我多少年了？”

“快二十年了。”

“那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厅长说，“陈建国这个案子，是省纪委和省厅联合办的，手续齐全，证据确凿。谁打招呼都没用。王市长要保人，让他自己来找我。”

孙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老郑，王市长那边……毕竟是一级政府。咱们是不是……给个面子？”

“面子？”厅长的声音忽然炸了，“孙主任，你告诉我，陈建国收那两千万的时候，给没给老百姓面子？他批的那些地，盖的那些楼，有多少是豆腐渣工程？去年城东那个小区，墙皮掉了砸死一个老太太，你忘了？那小区就是陈建国批的！”

门外的我，拖把杵在地上，一动不敢动。

孙主任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椅子响，然后是厅长的声音，低了一些，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的石头：“你告诉王市长，陈建国这个案子，我亲自盯着。谁来保都没用。他王市长要是觉得我这个厅长不称职，可以去省里告我。但陈建国，我今天必须带走。”

孙主任出来了，脸色灰白，看见我站在走廊里，愣了一下。我赶紧低下头拖地，他也没说什么，匆匆下楼去了。

五

那天下午，厅长亲自来了办案点。我第一次见到他，五十来岁，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走路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他穿着件黑色的夹克，没打领带，脚上是一双旧皮鞋，鞋面上有灰。他直接去了审讯室，让所有人都出去，一个人坐在陈建国对面。

隔着监控屏幕，我看见陈建国抬起头，看着厅长，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厅长就那么坐着，看着他，看了足足有两分钟。然后厅长开口了，声音不大，但监控里听得清清楚楚。

“陈建国，你认识我？”

“认识。”陈建国的声音沙哑，“郑厅长，当年……”

“当年的事别提了。”厅长打断他，“我问你，城东那个安置房项目，是不是你批的？”

陈建国的嘴张了张，没出声。

“去年墙皮脱落砸死人的那个小区，是不是你批的？”

陈建国低下了头。

“那两千万，你收了没有？”

陈建国没说话。厅长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把一沓材料拍在桌子上。“陈建国，我告诉你，你这个案子，谁也保不了你。王市长打了招呼，刘秘书长来了两趟，没用。我郑怀民干了一辈子公安，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盖那些要命的房子。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陈建国的肩膀开始抖。他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郑厅长，我……我有病，我糖尿病，我……”

“你有病？”厅长看着他，“城东那个老太太，被墙皮砸死的时候，她有没有病？她七十多了，早晨出门买菜，一块墙皮掉下来，人当场就没了。她找谁说理去？”

陈建国不说话了。他趴在桌子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喘。

厅长转过身，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带走。”他说，“今天就送看守所。谁再打电话，让他直接找我。”

六

陈建国被带走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案点门口的花坛边上，抽了半包烟。我想起我媳妇——不，我前妻——她妈就住在城东那个小区。去年墙皮掉下来的时候，她妈正好在楼下遛弯，差两步就被砸着。后来我前妻跟我说，她妈吓得好几天睡不着觉，说“这房子怎么跟纸糊的一样”。

我当时没当回事。那时候我正忙着办一个盗窃案，一个偷电动车的，偷了十几辆，我蹲了三天才把人逮住。我前妻跟我说她妈的事，我说“人没事就行，别瞎想”。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后来我们离婚了。她说我不关心她，不关心她家里人。我说我忙。她说你忙什么？你一个月挣那几个钱，忙来忙去有什么意思？我没话说了。

那天晚上，我给我前妻打了个电话。响了很久，她才接。“什么事？”她的声音很冷淡。

“你妈……还好吧？”

“我妈？”她愣了一下，“挺好的。怎么了？”

“没事。”我说，“就是问问。城东那个小区，后来政府给修了吗？”

“修了。去年年底就修了，外墙全铲了重做的。”

“那就好。”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是不是喝酒了？”

“没有。”我说，“就是……想问问。”

她没再说话，也没挂电话。过了几秒，我听见她那边有孩子的哭声，她说了一句“我看看孩子”，就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花坛边上，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夜风很凉，吹得我脖子后面飕飕的。我想起厅长说的那句话——“你晚上睡得着觉吗？”我想，我也得问问自己。

七

案子办完以后，我回了市局。日子照常过，出警，蹲点，抓小偷，调解纠纷。可有些事儿变了。比如我现在看那些安置房、经适房，会多看一眼外墙，看看有没有裂缝，有没有鼓包。比如我现在接报警电话，听见老人家说“房子有问题”，我不会再敷衍了，会多问几句，记下来，报上去。

方处长后来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案子进展顺利，陈建国交代了不少人，省里很重视，可能还要深挖。他说：“小周，你那天表现不错，以后有机会再合作。”我说谢谢方处长，其实我知道，我就是个跑腿的，什么表现不表现的。

可那天晚上厅长在审讯室里说的那些话，我记到现在。他说“我郑怀民干了一辈子公安，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他说“城东那个老太太，被墙皮砸死的时候，她有没有病”。他说“谁再打电话，让他直接找我”。

我有时候想，我干刑警干了快十年，抓的都是小偷小摸，没抓过一个贪官，没办过一个两千万的案子。可我也在干公安，也穿着这身皮。我能不能像厅长那样，拍着桌子说“我干了一辈子公安，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

我还差得远。可我想试试。

八

去年冬天，我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是陈建国的司机，姓李，就是那天早上在面馆门口开门那个。他被放出来了，判了缓刑，在街上摆了个修车摊。我路过的时候，他正蹲在地上补胎，手冻得通红。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周警官。”

“别叫警官。”我说，“我不干那个了。”

“不干了？”

“调走了。现在在分局档案室。”

他点了点头，没再问。我蹲下来，看他补胎。他的手很巧，扒胎、打磨、贴片、压实，一气呵成。我递给他一根烟，他接过去，点上，吸了一口。

“陈市长……判了？”他问。

“判了。十五年。”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他以前不是那样的。我刚给他开车那会儿，他还挺本分的。后来……后来就变了。”

“怎么变的？”

“不知道。”他摇了摇头，“可能……钱多了，人就变了吧。”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抬头看我，说：“周警官，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

我想了想，说：“图个晚上睡得着觉。”

他笑了，笑得有点儿苦。“那我现在睡不着。”他说，“我一闭眼，就想起那天早上，面馆里那碗牛肉面。陈市长一口没吃，汤洒了一桌子。”

我没说话。我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他。他还蹲在那儿，手里的烟快烧到指头了，他没察觉。

“老李。”我说。

“嗯？”

“往前看。”

他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我走了。风从巷子口吹过来，带着一股修车摊的胶皮味儿。我想起厅长，想起方处长，想起那个被墙皮砸死的老太太，想起我前妻，想起她妈，想起城东那个小区。我想，人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图钱？图权？图个面子？

可能就图个晚上睡得着觉。图个问心无愧。图个“我干了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那种人”的底气。

我还差得远。可我在往前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