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周恩来乘飞机从广州返回北京，飞临淮安上空时，他走到驾驶舱，请机长把飞机降低一些。舷窗下，是阔别多年的故乡。文峰塔、里运河，早已变得模糊，他仍俯身辨认了许久。
这不是一次返乡，却是周恩来离故土最近的一刻。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前往东北求学。此后数十年，他身处革命风云之中，再没有以普通亲属的身份回到周家老宅。
淮安并非没有机会迎接他。抗日战争胜利后，淮安重回人民手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家乡父老也多次盼望他回去看看。周恩来却一次次谢绝了邀请。
原因并不复杂。以他的身份返乡，当地必然要组织接待，亲属也可能得到额外照顾。更重要的是，周氏和万氏两大家族在当地根基较深，他若回去，地方工作难免顾虑重重。
有一次，亲属劝他回淮安探望。周恩来只说：“我不是不想家，是不能给地方添麻烦。”话很平，却把个人感情和公共责任分得清清楚楚。
周恩来的故乡情结，恰恰是在离开之后变得更加深重。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先后去世时，他年仅十岁。两位母亲曾教他识字，也在生活上给予他深厚的关爱。母亲的坟墓留在淮安，成了他多年难以放下的牵挂。
1910年，他在东北读书，接触到一批讨论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书籍。后来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他逐渐把个人前途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那个著名的回答，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变化中形成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从此，他走上革命道路。留学日本、投身大革命、参与上海工人运动，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1938年到重庆后，他身处复杂环境，几乎没有条件返回淮安。
1941年，周恩来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故乡，提及母亲墓地仍在沦陷区，语气中有明显的悲痛。1945年淮安解放后，他曾感慨，自己离家已经36年，母亲墓前恐怕早已白杨萧萧。
但感情归感情，决定归决定。抗战结束后的南京距离淮安不过百余公里，表面上看，回乡已经很方便。周恩来却判断，内战阴云未散，淮安一带随时可能成为军事冲突区域。自己一旦出现，亲属和地方干部都可能被牵连。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总理，处理的是一个百废待兴国家的繁重事务。权力越大，越要防止亲情变成特权，这也是他对自己最严格的要求。
邓颖超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也有深厚的革命资历。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和党的重要工作。按能力和贡献，她完全可以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
周恩来却坚持，夫妻二人不宜同时在政府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他担心家庭关系与工作关系混在一起，也担心外界把正常任用理解为照顾亲属。于是，邓颖超主要在全国妇联工作，后来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件事看似“绝情”，实际是周恩来在主动避嫌。他没有把妻子的能力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也没有让婚姻关系成为组织安排的便利条件。对亲属，他同样反复叮嘱：不能借他的名义办事，不能在人前炫耀与总理的关系。
这种原则也延伸到了周家老宅。1953年，周恩来把家乡亲属接到身边照料。听说淮安准备修缮祖宅，甚至有意将其作为纪念场所，他立即表示反对，要求亲属的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地方不要额外负担。
1958年，他又写信给淮安县有关负责人，只同意用少量钱处理漏雨等实际问题，不准借修缮之名大规模翻建，更不能把祖宅改造成供人参观的场所。
地方干部解释，修房是为了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并非因为周恩来的身份。周恩来听后仍然态度明确：“房子坏了就拆掉，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重建。”
这句话确实严厉，却不是要抹去家族记忆，而是担心老宅变成权力的象征。后来，淮安县经过研究，将部分房屋安排作公共用房，另有亲属继续居住，既没有大肆翻修，也没有让周家因总理身份获得特殊待遇。
1973年，周恩来再次询问老宅情况，提出三点要求：不要组织参观，不要让原有居民搬迁，房屋损坏也不要专门维修。地方对这些要求作了妥善处理，老宅因此保留了原有格局。
周恩来没有回到淮安，也没有亲自踏进那座祖宅。1976年1月逝世后，家乡群众要求保护故居的呼声日益强烈，地方才对老宅进行整理修缮。后来，淮安又建立纪念馆，周恩来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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