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老主任。他在乡镇干了一辈子，退休那年，镇里给他开了个欢送会，不大，就一间办公室的人，桌上摆着瓜子花生。他讲话很短，没说成绩，只说了一句：这些年，没拿过公家一包烟，没在村里吃过一顿不掏钱的饭。说完就坐下了。底下有人笑，有人低头。他走的时候，办公桌抽屉打开着，里头就一支钢笔，一本翻烂了的通讯录。
“两个务必”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那一年，革命要胜利了，队伍要进城了，他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打了胜仗的人，进了城，觉得自己该歇歇了，该享受了。这话搁在当时，很多人不一定听得进去。苦了那么多年，胜利了，享点福怎么了？可历史后来证明，那些没听进去的，不少都栽了跟头。
我那个老主任，后来跟我说过一件事。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八十年代初，跟着一个老同志下乡。走到半路，老同志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是自个儿买的，拆开递给他一根。他说主任您抽。老同志说，公家的烟在包里，这包是我的。他当时没明白，后来才懂，包里的烟是接待用的，兜里的是自己抽的。一根烟的事，公私分明。老主任说，那时候没人天天喊口号，可人人心里有杆秤。
到了我这一辈，事情就不太一样了。我在机关待了十几年，见过太多“聪明人”。他们算账算得精，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什么该干什么时候该躲，门清。开会讲话，一二三四，头头是道。可你真让他去村里住两天，跟老百姓吃顿饭，他浑身不自在。有个年轻同事跟我说过，下村走访，老乡留吃饭，他不敢吃，怕被人拍了发网上。我说你怕什么呢，他说不是怕别的，就是觉得别扭。我听着也没话接。那种别扭，不是一天养成的。它是一层层规矩、一摞摞表格、一趟趟检查堆出来的。堆到最后，人和人之间隔着东西了。
二十大提“三个务必”，把“两个务必”扩了，加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说白了，时代不一样了，光靠“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够，还得知道为什么干、敢不敢干。但底子没变，还是西柏坡那八个字的底子。我理解，重提这个，不是说现在的人不行了，是说路走远了，得回头看看出发的地方。就像老主任退休时那句话，不是讲给别人的，是讲给自己的。一辈子没拿公家一包烟，说出来轻飘飘的，做出来是一天一天的事。
去年我回老家，路过那个镇，老主任已经不在了。镇上修了新路，办公楼刷了白墙，门口挂着好多牌子。我在路边站了会儿，想起他抽屉里那支钢笔和那本翻烂的通讯录。东西不在了，可我知道他这辈子是什么样的。有些人一辈子没上过台面，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就是把手头的事做了，把该守的守住了。这种人不多，但每个地方都有几个。他们不需要谁来号召，因为那根线早就长在肉里了。
我走的时候，路边有个老头在扫落叶，扫得很慢，一片一片地拢。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都没说话。风把叶子又吹散了，他接着扫。我想，有些事就是这样，扫了散，散了扫。重提旧话，不是旧话有用，是怕人忘了还有人这么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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