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本科被大批新生放鸽子！名额闲置反怪考生不诚信？锅甩错了！

2026年秋季开学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一些公办本科高校却遇到了一个尴尬问题：录取通知书发出去了，学生最终没有来。

广州大学9月23日发布公告，193名2026年录取的本科新生逾期未报到，另有3名此前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未办理入学手续，共196人被认定放弃入学资格。

河北师范大学、扬州大学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据9月底至10月初的媒体报道，河北师范大学有133名新生未按时办理入学手续，扬州大学有124名2026级新生放弃入学资格。

虎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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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录取名额本来就是经过安排的，如今有人考上了却不去读，舆论自然出现分歧。有人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任性，好不容易考上公办本科，说放弃就放弃，占着名额又不入学，对其他考生不公平。

还有人提出，既然志愿是自己填的，录取也是按照规则进行的，那么放弃报到是否应该受到约束？问题看起来出在学生身上，但把整个过程重新梳理一遍，就会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考生拥有填报志愿的权利，却不一定拥有在录取结果出来后重新选择的机会。对于不满意录取结果的学生来说，放弃入学可能是在既有规则下作出的决定。

这不意味着每一名未报到学生都是因为专业不满意，家庭变故、个人规划等情况也需要区分。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新生无正当理由未按时报到，可以被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这是一项学籍管理规则，并不意味着所有未报到者都存在诚信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些考生直到拿到录取结果，才发现学校或者专业并不符合自己的预期？如果一套制度能够完成招生名额分配，却无法充分解决学生和专业之间的适配问题，那么最终出现弃读，就不能只要求学生承担解释责任。

高校招生既要维护考试公平，也需要减少无效录取。上海春季高考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制度样本。

2026年上海春季招生允许符合条件的考生最多填报两个专业志愿，学校公布预录取和候补录取名单，取得不同组合资格的考生按照规定确认。3月6日至7日，相关网上确认工作正式进行。

这种方式使一部分选择可以在最终录取前完成，也给候补递补提供了制度安排。当然，上海春考并不是考生可以无限接受录取、随意放弃的自由申请制度。

按照规定，最终通过春考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相关后续招生考试。

这一制度的启示，不是简单放宽录取纪律，而是通过明确的选择期限和候补程序，让录取决定更有针对性。对于全国普通高考，未来能否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完善考生意愿确认、专业匹配以及相关补充录取机制，值得进一步讨论。

同样需要改善的，还有入学后的专业调整渠道。目前一些高校虽然允许申请转专业，但接收名额、成绩要求以及专业考核仍然可能构成限制。

对于已经进入不合适专业的学生而言，重新选择往往意味着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如果能在教学管理中完善选课、辅修、学分互认与符合条件的转学机制，学生就不必把一次高考录取当作未来所有选择的终点。

不过，改革招生制度不能忽视另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即使提供了更多选择，那些不懂规则、缺乏指导的普通家庭，真的能够使用这些选择吗？这恰恰是教育经济学家叶晓阳与北京大学丁延庆等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问题。

他们在中西部地区开展教育研究与高考志愿指导时发现，影响学生最终去向的，有时不仅是考了多少分，还有对录取规则的理解、掌握的信息以及作出决策的方法。

一名学生可能已经通过多年学习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却因为缺少可靠的专业信息，在高考结束后的短短几天内作出不理想的决定。这种成本并不会随着录取通知书发出而消失。

相反，它可能在大学学习、专业调整和后续就业中持续体现。

高考成绩相同的学生，最终可能进入不同层次的大学，甚至被分配到完全不符合个人兴趣的专业。这种差异并不完全来自学习能力，而与考生掌握的信息、对录取规则的理解以及家庭能够提供的指导密切相关。

对于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而言，高考已经结束，分数无法改变，但志愿填报仍然可能成为影响学生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环节。教育经济学家叶晓阳长期关注这一问题。

他与北京大学丁延庆等研究者合作，在宁夏、贵州、云南、重庆等地开展教育研究和高考志愿指导，试图帮助缺少信息渠道的学生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

这项工作的出发点并不是保证每名学生都能进入理想大学，而是在既定分数和录取制度下，让他们充分理解自己的选择，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些因素使个人努力与实际回报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

对于学生而言，可以主动决定的是学习投入、信息搜集和人生选择，却很难完全控制经济环境与家庭资源的影响。因此，教育研究既需要关注个人如何提高自身能力，也需要分析制度能否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更加公平的机会。

不同年份的高考分数不能机械比较。同样是600分，在考试难度、考生分布和录取竞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所代表的相对竞争位置可能不同。

如果直接拿当年的原始分数与往年的院校录取分数进行比较，就可能对录取概率形成错误判断。为此，叶晓阳与丁延庆等人在实践中重视利用考生位次进行跨年度分数转换，并进一步研究其他考生可能出现的判断偏差。

基础方法是依据排名寻找往年的可比位置，再结合录取数据判断院校和专业的选择范围。更进一步的分析，则尝试考虑其他考生是否会因错误使用历史分数而集中填报某些学校。

这类方法能够改善考生对自身竞争位置的认识，但并不能消除录取过程中的全部不确定性。尤其在高考录取规则发生较大调整的年份，往年数据的参考价值可能受到影响，个别院校和专业也可能出现偏离通常预期的录取结果。

一些考生以明显低于往年水平的分数进入某所学校，容易被包装为志愿填报技巧的成功案例。然而，这类结果可能受到专业冷热、考生选择分布以及制度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一定偶然性。

即使进入了分数通常较高的大学，也可能被录取到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因此，判断志愿填报是否成功，不能只看学校录取分数是否高于个人预期，还需要考察录取专业是否适合本人，以及这种选择对后续学习的影响。

在相关志愿指导实践涉及的录取制度中，四川、云南等地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考生填报某个专业组后，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可能涉及组内专业调剂。重庆、贵州等地采用不同的志愿设置方式，专业选择与录取安排存在差异。

这意味着，考生不能仅凭过去对院校志愿的理解判断退档后果，也不能把其他地区的经验直接套用到本地。是否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后能否参与后续录取以及专业组包含哪些专业，都需要依据相应招生年度和省份的正式规则作出判断。

对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而言，专业选择不合适，可能还有转专业、继续深造或者重新调整职业方向的机会。但这些调整通常需要额外的时间、经济投入与学习成本。

对于资源有限的学生，同样一次失误，可能带来更难承担的后果。转专业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补救措施。

学生往往既需要维持原专业的学习成绩，又要掌握目标专业所需知识，还可能面对名额限制和选拔竞争。因此，在高考志愿阶段提前了解专业内容与未来调整空间，通常比入学后再寻找补救办法更为稳妥。

有关学校与专业的取舍，叶晓阳提出过一个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判断框架：专业的平均预期收益、个人兴趣以及自身的相对能力。专业预期收益反映某个领域通常能够提供怎样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但并不能代表每名毕业生都能获得同样的待遇。

个人兴趣影响长期学习动力，而相对能力则决定学生能否较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在这一框架下，一个专业如果能够同时符合三个条件，自然较为理想；如果只能满足其中两个条件，学生还有可能通过额外投入弥补不足。

若仅仅因为某个专业就业热门、薪资传闻较高就作出选择，却既不了解课程内容，也不具备相应学习基础，那么实际风险就会明显增加。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体现了这一矛盾。

一方面，社会对相关技术人才存在关注，部分优秀从业者能够获得较高收入；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都具备相同的师资条件和培养能力，也不是所有毕业生都能够进入对应岗位。

高校根据市场热度集中开设某些专业，也可能使人才培养规模与就业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对于学生而言，专业名称的新颖程度不能代替对课程体系、教学条件和职业路径的具体了解。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需要过早确定终身职业，而是通过持续接触不同领域，逐渐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对于尚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的学生，可以安排一个持续数月的探索计划，分阶段搜集职业和专业信息，记录个人感受，比较不同方向，最后形成阶段性的判断。

这与传统意义上要求学生尽早确定目标存在区别。职业探索更重要的价值，是培养独立获取信息、验证信息和分析不同选择的能力。

即使学生最后改变想法，这些能力依然能够在之后的学习与就业决策中发挥作用。部分考生和家长对普通高等教育、成人继续教育以及不同学历教育形式缺乏了解，容易被模糊宣传误导。

一些招生宣传突出学校名称、校园环境或者所谓录取通知，却没有充分说明实际教育类型与毕业资格，使学生误以为自己获得了普通本科录取机会。叶晓阳在早期志愿指导实践中，曾专门整理识别虚假大学与不规范招生宣传的资料。

由于部分搜索结果可能将非官方网站排在前列，仅靠搜索学校名称，并不能保证获得准确的信息。更可靠的做法是核对所在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布的招生和录取信息，并通过学校正式公布的渠道验证专业设置、招生要求及联系方式。

对主动联系考生的招生人员，也应核实其身份和信息来源，而不是仅凭电话中的介绍作出决定。志愿指导能够比较直接地改善学生当下的决策质量，但一次辅导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其长期职业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即便最终职业结果相近，减少不必要的转专业成本、降低信息失误带来的风险，本身也具有现实价值。这种认识使教育公平不再只是不同群体获得相同资源的问题，还包含不同背景的人能否理解和使用已有制度的问题。

当一项制度需要考生掌握复杂规则、进行大量数据转换并判断不同录取风险时，家庭条件、学校支持和信息能力的差异，就可能转化为最终教育机会的差异。信息优势不一定表现为直接获得更多名额，也可能表现为在同等条件下更少犯错。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理想的教育制度应当尽可能降低普通人的理解和使用成本，让不熟悉规则的家庭也能获得清晰、可靠的指导，而不必完全依靠个人经验或额外付费服务。对教育公平的持续探索，最终仍然要回到具体的人身上。

一个高考分数已经确定的学生，可能只是因为正确理解跨年度位次，避免了不合理的学校选择；另一个学生可能因为提前核实招生信息，没有误入不符合预期的教育项目；还有人可能通过了解真实课程和职业生活，放弃了并不适合自己的热门专业。

这些改变未必足以彻底扭转个人命运，却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曲折。教育制度的改善，也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增加新的考试、指标或评价体系。

有时，及时提供准确的信息，明确解释复杂规则，让普通家庭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就已经是在减少教育机会分配中的不公平。

当学生不再因为不了解规则而失去机会，当专业选择能够兼顾现实收益与个人发展，当学校更加重视学生真正学到了什么，教育才有可能在知识传授之外，更充分地发挥帮助普通人拓展人生选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