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前后，延安，毛华初病后准备调往东北，他向伯父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请求：路途遥远，能不能借一匹马赶路。毛主席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平静地说：“马是公家的，不是我的。”
这句话听起来硬，却正是毛主席处理亲属关系的方式。亲情可以有，纪律不能破；困难可以照顾，公家的物资却不能因私人关系随意支配。
毛华初并不是毛家血亲。他的生母罗醒早年参加革命，因斗争被捕入狱。当时的王淑兰也被关押其中，两位母亲在艰难处境里彼此照应，并约定谁能活着出去，谁就替对方抚养孩子。
后来监狱看守因战事混乱而逃散，王淑兰、罗醒带着孩子脱险。罗醒选择随部队继续革命，年幼的毛华初无法同行，便托付给王淑兰照料。这个决定，改变了孩子的一生。
王淑兰把毛华初当作亲生孩子抚养。她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却明白孩子若想摆脱贫困和压迫，必须接受教育。那段岁月里，母子几经躲避，生活十分窘迫，毛远志和毛华初都曾被迫承担繁重劳动。
罗醒后来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王淑兰面对哭泣的毛华初，只能把悲痛压在心里，告诉他：“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一句话不长，却让一个失去生母的孩子重新有了依靠。
在组织帮助下，毛远志和毛华初前往延安。那时毛远志约十五岁，毛华初约十七岁，二人此前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毛华初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既有亲近感，也有几分拘谨。毛主席没有只问生活，而是先了解他的想法和吃苦的决心。
毛主席曾告诉他，延安的生活并不轻松，学习、工作都要经受考验。毛华初回答：“我不怕吃苦，过去的苦已经吃过了。”这并非一句漂亮话。他小时候做过长工，也经历过缺衣少食，知道安稳生活来之不易。
毛主席随后安排他学习文化。对一个起步较晚的青年而言，补课并不容易，但毛华初格外珍惜机会。他白天学习，后来参加工作，又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任务上。革命队伍给了他新的身份，也让他逐渐理解两位母亲为何选择那条艰难道路。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更加重视生产自救。毛主席一次了解毛华初的情况，发现他所在部门没有参加生产，生活供应比较紧张，便从个人收入中拿出钱，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里体现的不是特殊待遇，而是对一个年轻工作人员的照顾。
毛华初身体底子较弱，长期劳累后患病，工作也受到影响。病愈后，他难以继续承担原来的任务，便向组织提出到东北工作。组织批准了这一安排，他这才来到毛主席面前辞行。
从延安到东北，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毛华初斟酌许久，还是开口说：“伯伯，我想借一匹马赶路。”毛主席摇了摇头：“马是公家的，又不是我的。”毛华初以为事情就此作罢，毛主席却接着说：“路远，这些钱你拿着用。”
据相关回忆，毛主席当时给了他三万边币。这笔钱并非公款，而是个人积蓄或稿酬所得。毛主席平日用钱节省，对亲属也很少直接给予物质照顾，这次出手，显然是考虑到毛华初的身体和行程需要。
一个“不能借马”，一个“可以拿钱”，边界划得十分清楚。公家的马不能动，个人的钱可以拿；组织纪律不因亲属关系改变，亲人之间的帮助也没有因此消失。这样的处理，正是毛主席对公私关系的理解。
毛华初到东北后，仍收到毛主席的信件。信中既有工作上的勉励，也有对身体状况的提醒。两人见面少了，联系却没有中断。后来毛华初回到湖南工作，1951年担任湘潭县委书记，时年三十岁。
听说这件事后，毛主席没有先夸奖，而是问毛特夫：“他干得了吗？”待了解到毛华初的工作情况和当地评价后，毛主席才露出笑容。对晚辈，他有长辈的关爱，却不替晚辈预支成绩。
毛华初后来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曾带家人去看望毛主席。那时毛主席已显出明显老态，长期战争和繁重工作留下的痕迹，难以掩饰。毛主席询问他的工作和家庭，称呼妻子韩瑾行为“李瑾”，语气亲切，俨然把她当作自家人。只是谈到工作时，仍旧认真；亲情与原则，从未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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