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第一豪宅如何建造？宅主娶六房妻，后代百余人，年俸45两白银

在通山人茶余饭后的聊资里，“畈上王湾”这几个字，总是绕不开那幢老宅——大门上写着“芋园”，祖祠匾额题着“大夫第”。外地人初来，顶多觉得这是一处年久失修的清代民居；可只要往院子里多走几步，抬头看见那十二道屋脊樨头高高翘起、如跃如飞的脊饰，再看看三面环水、四进三天井的格局，多少有点见过世面的人，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在一个偏居鄂东南小山乡的村子里，居然藏着一座昔日被专家称作“楚天第一大夫第”、当地人口中的“湖北第一豪宅”。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座豪宅的主人，既不是盐商、不是绸庄老板，更不是什么督抚权臣，而只是一个终身不过七品、后来靠封号才攀到从四品的老知县——王明璠。一个县令，在号称“天下第一腐败”的清末，靠什么在田畈边上砌起这样一处庞然大物？他赚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是怎么来的？一百多年过去，老宅还在，王家的子孙还住在附近，可“王明璠”这个名字，却慢慢只剩下一块牌匾、几页族谱和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传言。

故事，就得从这幢大宅子本身说起。

如果你从通山大路乡往吴田村一组走，远远看见大片田畈铺开，田畈上沿突然扬起一段高起的房脊，那就是当地人常说的“畈上王湾”。村民几乎清一色都姓王，老一辈人干脆不叫村名，张嘴就是“去王湾里头一趟”。村子的尽头，水塘环绕的地方，站着一幢气势不小的建筑群：房屋平面略呈长方形，座北朝南，三面环水，横向排列得像棋盘格。

走近一看，院前是一个高挑的门楼，上书“芋园”二字，这是整座宅院的入口。当地老人说，“芋园”一名并不高冷，当年这里田畈地多，地边、圩子边到处种芋头，王家把宅院取名“芋园”，一是借“芋”寓“余”，图个富余不断，二是有点田园自况的意思，也算是老官人自我安慰——堂堂知县，终归还是农家子弟出身。

门楼之内，是一条笔直的中轴。从前厅到正厅，再到后堂，一共四进院落，中间穿插三座天井，东西宽约二十六米，南北进深达五十三点八米，整体占地接近一千四百平方米。屋顶是硬山顶，小青瓦铺就，四周高墙封护，内墙多为土坯，门厅、正房、厢房统一用硬山搁檩结构。站在中巷里抬头看，左右一排排房间向深处延伸，尽端竖着一间小巧却不失气派的祖祠，上悬一块金字大匾——“大夫第”。

老建筑爱看屋脊。王家这座大宅，最叫人过目不忘的，就是那猫拱式的山墙——曲线微拱，如猫之弓背，再加上如飞鸟欲起般的屋脊装饰，灰黑斑驳的墙面，衬着深深的大院和粗大的梁柱，虽说已经风吹雨打了上百年，气派仍在。那十二个樨头翘角，有几分徽派马头墙的意味，却又不完全是照搬，专家来看过，说是楚地民居与徽派风格的杂糅，线条更活，更有跳动感。

这座宅院，在文物界被称作“楚天第一大夫第”，在乡邻嘴里则直接被叫成“王明璠府第”。可要说清这座府第是怎么来的，就绕不开“王明璠”这个人。

在通山王氏宗谱里，有一篇简短却相对完整的传记，记载着这位宅主的一生：
“王君明璠，字璞夫，世居湖北通山县。幼贫苦，笃志绩学，年十九，补博士弟子员。咸丰戊午，领乡荐，再举进士，不第，以知县筮仕江西。”

照现在的话说，王明璠出生在通山一个贫苦王姓人家，少年时代家境拮据，却肯下功夫读书，十九岁考上了“博士弟子员”。这个名头听着玄乎，其实就是当时府学里的生员，是士子队伍里的“正式编制”。到了咸丰年间（咸丰戊午，为1858年），他通过乡试中举人，拿到了那块让乡里人抬头的“举人牌子”。再往上，他曾经多次北上应试，试图叩开进士大门，但都没有成功。科举路走不通，他便按朝廷安排，前往江西做官，从此在赣地一干就是三十年。

江西武宁、瑞昌、上饶、南康、丰城、萍乡……这些地名如今看起来不过是地图上散落的县市，对当年的王明璠来说，却是他当官生涯的全部舞台。武宁、南康靠近赣江水系，多水患；萍乡靠近湘赣边界，晚清时矿工频繁聚众，匪患不断。宗谱里写得言简意赅：他先是在剿匪平乱中立过战功，其后在瑞昌“倡筑长堤以捍水患”，人们为了纪念他，把那道堤坝叫作“王公堤”；又说他在萍乡推行“保甲之法”，治理地方有方，以至于全省推广，因而被上司称作“江西干员”。

这些记载，后来在地方志里能找到呼应。江西地方档案中，关于瑞昌水利、萍乡保甲的政策沿革，确实有清末一批县令的名字出现，其中就包括王姓知县。虽说资料零散，但大致能互相印证，让这位通山籍七品县令，从文字里浮出一点模糊的轮廓：并非庸庸碌碌之辈，也不是只会坐在衙门里盖章画押的闲官。

不过，王明璠的仕途并没有继续向上攀升。到了光绪年间，有人举荐他进京任职，属于“京官”序列，但这次机会最终没能成行。族谱里写得很直白：他“痛时事日坏，国家用人亦不能尽其才，遂萌退志”，1887年以省墓为由告归故里，从此脱离官场，以教书、养花、种竹自乐。也是在这一段退居乡间的岁月里，他开始着手修建那座后来被称作“大夫第”的宅院。

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一个晚清七品县令，靠着官俸和所谓“政绩突出”的赏赐，真能攒出一笔足以建起“湖北第一豪宅”的财富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把当时的官俸制度摊开来看。

清代官制里，知县是正七品。按照例制，知县年俸以米石计，名目上是九十石大米。折算白银，大致是四十五两左右。就算加上所谓“养廉银”、“职田”等各种名目，把“明俸”算得足一点，多记些补贴，七品县令一年拿到手的“官方工资”，顶多也就一百来两银子。

用今天的说法，这个收入水平，确实撑不起一座四进三天井、三面环水的大宅。别说三十年，哪怕干上一百年，把所有俸禄不吃不喝全拿去盖房，也难以堆砌出眼前这样一栋气势恢宏的建筑群。

那他后来被封的“朝议大夫”呢？这又是什么来头？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庚子之变”震动朝野，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狩西安，两宫西巡，满清江山风雨飘摇。那时的王明璠，已经回乡多年，年近古稀。通山县志里有这么一段记载：他听闻国家危亡，以七旬之躯，“夜悲愤”，自拟一册刍议，跋涉数千里奔赴行在，想当面向圣上陈述救时之策。只可惜，等他赶到，两宫已经返京，他既没见到皇帝，也没机会呈上那册“刍议”。清廷为了表彰他的“忠诚”，追封他为“朝议大夫”，从四品衔级，享的是一个虚衔名号，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给退休干部发个“高配离休待遇”的称号。

按清制，从四品文官的明俸是年银一百零五两，另有“养廉银”之类折算约一百一十四两。两项叠加，算下来不到两百五十两。这点钱，要先顾县衙衙役、幕僚的薪水，再扣除各种“公项开支”，落在本人口袋里的，未必比地方豪绅富户多出多少。更别说这个封号，是他晚年回乡之后才得到的，距大清覆灭也没几年，根本不可能靠这一点晚年加俸撑起大宅。

既然如此，他的钱，从哪里来？

关于这一点，当地人的说法从来不绕弯。吴田村一带流传最久的一个版本是：王明璠在江西当县令期间，用棺材箱暗藏银两，多次装船顺水而下，再转运回通山老家。有人甚至说，光是烧砖瓦，就烧了整整三年。这些说法听来有点戏剧化，却并非空穴来风。

从大体结构看，这座大夫第所用砖石、木材，都算上乘。宅院周边至今还能看到早年留下的砖窑旧址。按照村里老人回忆，当年王家为建房，在畈边专门设窑，雇工烧砖，有些砖上还留有特殊的窑印。大宅墙体高厚，院落多进，门楼、梁柱、枋檐处雕刻繁复，加上三面环水的护宅水系，粗略估算下，这种规模的工程，在清末时至少是大户人家级别的投入。

再看王明璠的仕途：三十年之间辗转多个县份，尤其在江西一些偏远县督办田赋、盐课、矿税，自然掌握着不小的财政权力。晚清官场有句老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虽说略有夸张，却也折射出官场潜规则——明俸有限，暗耗无穷。一个县令若要做到“官不敛财”，几乎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县衙系统的运转。更现实一点说，连衙役、兵丁的薪饷都填不平，只靠朝廷发下来的那点俸禄，地方早就乱得摆不住。

所以，当地不少人几乎默认：王明璠在任三十年，不可能只拿着“死工资”过日子。至于他究竟是“巧取豪夺”，还是在制度缝隙中“灰色创收”，族谱和县志没写，档案也没有详细记载，外人不好妄下断言。但从结果看——一座巨大宅院，六房妻妾，六子四女，二十多孙儿女几十个——至少说明，他在离开江西回到通山时，手里已经握有一笔远超普通乡绅的财富。

有人可能会问，那会不会是他在江西娶了富家女，带来丰厚嫁妆？或者参与地方商贸，赚了钱？这类说法，也在民间流传过，但缺乏直接证据。现存族谱更倾向于强调他的“功绩”和“廉名”，对财源几乎避而不谈。这种“只写好、不写丑”的习惯，在传统家谱中极为常见，也正因如此，给后人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

无论钱从何来，当那一车车砖瓦、一根根梁柱、一块块青瓦从田畈边累起，那座名为“芋园”的宅院，开始有了具体的生活气息。

走进大夫第，除去正厅、寝房，最有意思的是一处偏厢——“绣女房”。一楼是女儿小时候居住的地方，楼上则被称为“绣女楼”，是她们稍长之后的闺房。清代讲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女人平日不得随意出入厅堂，更不许在外庭抛头露面。她们的世界，就被锁在这些深闺房间里，纺纱、织布、刺绣，偶尔靠窗探头，看一眼院里的天井。

面对厅堂的“中门”，平常常年关闭。那道门一来遮挡外人视线，二来象征着“家丑不外传、家财不外漏”。只有在大官、贵戚上门拜访时，中门才会大开，族人列队，迎客进厅。厅堂正中挂着王明璠画像，平和的脸上带出几分严厉。两侧对联写得朴实——“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这类家训式的对联，后来被后人反复提起，说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做人要懂得退让，心里始终要为子孙留点余地。

在这一套讲究里，我们能隐约看到一个晚清乡绅的理想模板：上有朝廷封赠的大夫匾额，堂上有祖宗画像，堂下有儿孙绕膝，院外有田畈环绕，家族聚居成湾，田里有足吃的米，屋里有足盖的被，男人读书当官，女人操持家务——看起来，是一幅颇为圆满的生活画卷。

然而，任何一个走过那段时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圆满，只是短暂的幻象。

王明璠娶了六房妻子，生下六子四女。后人说到这个老祖宗时，喜欢开玩笑：“我们这一大家子，全靠他一个人打下这个底子。”可另一句话紧跟着：“六个儿子，五个抽大烟。”鸦片，这个被晚清中外史料反复提及的毒瘤，不只毁掉了一个王朝，也毁掉了无数个像王家这样的乡绅家庭。

鸦片烟馆的蔓延，在当年通山、赣北一带，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清末民初，地方志里写着“烟民充斥”，县衙三令五申，却总难禁绝。王家这样的“官宦之家”，一旦有儿子沾上，后果往往更快、更严重：田地变卖，珠宝典当，银两如流水般滑入烟土。人想戒，却戒不掉；父母想管，却常常“管到自己心疼”。家族原本靠一个当官的撑起的那点门风，遇上鸦片，很少有挺得住的。

富不过三代，是民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王家这口气，显然没撑到第三代就开始往下泄。到了抗战期、解放前后，曾经让人仰视的大夫第，早已不是当年的那座权势象征，而更像一处被时代反复碾压后的躯壳。

解放前夕，王家后人已经分散成十多户住在大夫第里。土地改革的时候，原有的田产被重新分配，出身划分成了最现实的标签：大宅里住着十六户王氏后代，其中五家因为还握有较多田地，被划为“地主”，几家有少量田产的，成了“富农”，更多的是早已家道中落的普通农民。老宅的光环不再，反而成了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历史包袱”。

进入集体化年代，大夫第在户籍登记里不过是一处“大杂院”。堂屋被隔成多个小间，厢房改成厨房或猪圈，天井铺满了晾晒谷物的竹帘。王明璠画像，有的年份被取下藏起，有的地方则干脆用纸糊遮住。大门上的“芋园”二字，还算看得过去，祖祠里的“大夫第”匾额，有时也被布帘罩着，免得惹来麻烦。

改革开放以后，通山这片山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路铺进村里，外出打工成了年轻人最常见的出路。王家的后代，从族谱上往下数，已经繁衍到第八代，人数过百。大多数成了普普通通的农民和进城务工者，在深圳、东莞、武汉的工地、厂区里打拼。那些留在村里的人，陆续在大夫第周边盖起了两三层的小洋楼。砖混结构，瓷砖外墙，铝合金门窗，白天晾着衣服，晚上亮着LED灯——现代乡村的标配。

而那座曾经威风八面的“大夫第”，渐渐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它既是祖宗留下的风水宅，也是现实生活里的“老破大”。有后代无力盖新房，只好继续挤在老屋里。更多的房间则被上锁，用作堆放农具、稻草、肥料。有人在厅堂里打麻将，吱呀作响的板凳、滑动的麻将骨子声，在老墙间回响。有人在绣女房里堆满了红薯、玉米。有人索性用藁草把某些角落封起来，免得雨水再往里渗，把梁柱泡得更烂。

外来的文物保护专家，曾经来过几趟。有人建议将其申报为县级甚至更高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说这是少见保存较完整的晚清大宅，对研究楚地民居、家族制度有价值。可真正要动手修缮，涉及的却不只是历史账，还有现实账：谁出钱？修成什么样？修完以后归谁管理？住在里面的后人怎么办？这些问题，每一个都不比当年搬运银两轻松。

对王家后人来说，“王明璠”三个字早已从具体的祖父形象，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他是那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榜样，也是那个可能在官场上染了灰的“老官人”；他留给子孙一座豪宅，也留下了一个富不过几代就散了的故事。

站在大夫第院中，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健谈的老人，他可能会这么总结这段往事：
“我们这个老屋子，看着风光，其实教训比光彩多。老祖宗当官回来盖这么大的房子，那个时候怕是怎么有钱，我们不晓得。反正后面的，这么多房子，这么多田，最后都飞了。现在娃儿们出门打工，自己挣自己吃，反倒自在。”

这话听着平淡，却恰好点出了这座大宅从兴到衰，从荣耀到落寞的隐线。

从史料上看，王明璠之所以被封为“朝议大夫”，在于他晚年的一次“千里奔走”：庚子国难，他从通山启程，沿路翻山越岭，想要向逃亡中的朝廷陈说国家大事。最终没能见到皇帝，却换来了一个足以写进家谱的封号。这段经历，在通山县志里被评价为“冀效忠爱，其志可悲”。“可悲”的，不只是他个人的理想落空，更是一个时代里无数读书人对“忠君报国”信念的迟暮。

从大局看，王明璠的一生，正好夹在两个世界之间：前半生是典型的科举出身小县官，一生在制度里打磨；后半生则是一个看着大厦将倾却无力回天的老士大夫，怀抱着旧道德、旧信念回到故乡，在田畈边建起一座浓缩着封建礼教、宗法秩序和审美趣味的大宅。宅落成时，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宅开始败落时，新中国已经在另一条历史线上悄然起步。

如今，“楚天第一大夫第”被一本本地方志、一本本旅游宣传册反复提起，它被归类为“晚清民居”“豪宅建筑”“乡土文化遗产”；而在村民眼里，它更像是一个介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巨大影子——既不是彻底的废墟，也不是完好的居所，既承载着祖宗余威，也压着几代人对“当官发财”“子孙争气”的复杂情绪。

那块“大夫第”的匾额，还挂在祖祠里。字迹已经被烟熏得发暗，边角被虫蛀、潮湿侵蚀出斑驳痕迹。有人提议重新描金，有人说留下原样才算“旧味”。争论来争论去，匾额仍然吊在那里，见证着一栋宅子的前世今生，也照出一段从贫寒到从政、从豪奢到衰败的曲折人生。

在大夫第门口的水塘边，一位年近八旬的王姓老人曾经淡淡说过一句：“我们王家，出过一个朝议大夫，留下一座大夫第。他走的时候，带不走一砖一瓦；我们走的时候，也不会再想着当官当到七品八品。现在的娃，只想着上学、打工、挣钱买房。时代不一样了。”

这句话，也许正是这栋宅子留给今天的最大意义：一座豪宅的兴衰，远远不仅是某个家族的起落，它折射出的是一个制度的逻辑、一种财富来源的方式，以及那些写在族谱、刻在匾额、最终又被时代冲淡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