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在浙江杭州的一场白事上,发生了一件离谱到我们全家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我父亲赵建国的遗体,竟然被殡仪馆摆错了。
父亲走得很突然,七十二岁的人,前一天还在楼下跟人下棋,晚上说胸口闷,送进医院就没再醒过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从外地赶回杭州,张罗着把后事办了。母亲哭得站不住,亲戚们劝她,说老赵这辈子没受什么罪,走得痛快,是积德。可谁都没想到,真正的折腾才刚刚开始。
追悼会定在殡仪馆一个中厅,不大,刚好容得下我们家和来送行的朋友。厅里摆着花圈,正中间是棺材,四周菊花围着,灵堂上挂着父亲的照片,那还是他六十岁大寿时拍的,笑得很精神。上午九点半,司仪说遗体告别开始,哀乐响起来,亲友们排着队向遗体鞠躬。我作为长女,要最后一个上前替父亲盖棺。就在我走到棺材边,伸手想摸摸父亲的脸,跟他做最后告别的时候,我愣住了。
棺材里的人不是我父亲。
那张脸,瘦削,颧骨很高,眉毛边有颗黑痣。我爸没有痣,而且我爸要胖一些,头发也白得多。我第一反应是看花眼了,往前凑近了一步,棺材铺着黄绸子,那个人的脸清清楚楚,甚至连眼角都塌下去了,根本不是我爸。
我“啊”地叫出声来,腿一软,差点跪在棺材边。母亲在身后问我怎么了,我指指棺材,嘴唇发抖,说不出话。我妈走过来一瞧,当场喊了一声“这不是你爸!”然后整个人往后倒,被亲戚一把扶住。厅里顿时炸了锅,有人喊“是不是搞错了”,有人围到棺材旁看,有胆小的已经退到门口。我脑子里嗡嗡响,回头再看灵堂上那张照片,再看看棺材里的人,天差地别。
司仪也慌了,赶紧跑到后面去找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没几分钟,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跑过来,看看棺材里的遗体,又看看手里的单子,脸一下白了。他结结巴巴说,今天有两位逝者,正好都叫赵建国,一个在A厅,一个在B厅。刚才送遗体的时候,工作人员可能看错了手环,把两位老人的遗体送反了。
我当场就炸了。什么叫送反了?你们殡仪馆是干什么吃的?我爸一辈子本本分分,到头来连最后一面都给我们看错了人?我冲上去揪着那人的领子,哭着骂他。那人不躲,只是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正在处理”,脸憋得通红。亲戚们把我拉开,我喘着粗气,眼泪糊得满脸都是,母亲已经瘫在椅子上,嘴里念叨着“我老赵呢,我老赵在哪儿”。
我们跟着工作人员跑到B厅。B厅门口也站着好几个人,披麻戴孝,哭声一片。我一眼就看见他们的棺材边围着一个戴孝的年轻人,正在跟工作人员吵。我冲进厅里,一眼扫过去,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正是我爸,穿着我们昨天给他换好的蓝色寿衣,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终于看见我爸了,可这地方不是给他设的灵堂,供桌上摆的照片却是另一个陌生人。我的眼泪又涌出来,想过去抱我爸,却被B厅的人挡住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冲我喊:“你谁啊!这是我们家的地方!”我哭着说:“那是我爸!”她也愣住了,回头看棺材,又看自己家人,半天才明白过来。
两个赵建国,同一天死,同一家医院,同一个殡仪馆,最后连骨灰盒都差点拿混。这事说出来,谁信啊?可它就真真实实砸在我们两个家庭头上。
B厅的那家姓赵,逝者也是个老爷子,也叫赵建国,比我们这边早走一天。他们的家属也气得不行,尤其是那个胖女人,她是赵老头的女儿,一边骂殡仪馆“缺德”,一边埋怨我们家里人没看好遗体。这话我听着来气,我回了一句:“你们自己不好好看,赖谁?”两家亲戚立刻吵成一团,有人推搡起来,殡仪馆的保安跑过来拉架。整个大厅乱得像菜市场,哀乐还在响,哭声骂声混在一起,荒唐得不像话。
后来殡仪馆负责人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不停地鞠躬。他说今天全是他们的责任,愿意赔偿,希望我们先冷静。他让工作人员重新核对手环和死亡证明,又把两位老人的身份信息调出来。我们这才看清,两位赵建国的确都从同一家医院送出来,一个住在三层,一个住在五层,病重的时间差不多,连火化排的钟点都挨着。医院派车送过来的时候,殡仪馆接运的工人拿着单子,一看姓名都叫“赵建国”,又都住同一个小区附近的医院,稀里糊涂就给弄混了。
吵了快一个小时,天也阴沉沉的,像要下雨。我嗓子都哑了,靠在墙边,看着B厅里供桌上那位赵建国的照片,忽然觉得心里不是滋味。那位赵老爷子的照片上,也是和善的一张脸,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褶子,跟我爸年纪相仿。他们素不相识,却因为同名同姓,在死后被塞进了对方的棺材,又被人当着自己的家人看了又看。这算什么缘分?
这时我注意到,B厅的角落里坐着一位老太太,七十来岁,头发花白,穿一件灰布外套,一直没说话。她看着地上的花圈,眼泪顺着脸颊淌,手攥着一条手帕,也不擦。她是那位赵建国的老伴。刚才吵闹的时候,她一直没参与,只是坐着,像被抽干了力气。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全是浑浊的泪,说:“姑娘,你爸……还好吧?”我点点头,又摇摇头,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她说:“我家老头子,前些日子住在医院,总念叨隔壁床有个老哥也姓赵,跟他同名,俩人还开玩笑说,到了那边也不怕叫混了,因为都叫建国。”她说,“没想到……真叫混了。”
我愣住了。我爸住医院那几天,确实跟我说过,隔壁床有个老哥,也是杭州人,也姓赵叫建国,两人聊得来,还约好了出院后一起下棋。我爸还说,这世上能叫一个名字还住一间病房,真是缘分。结果他们俩谁也没出院。那位老太太又说,她家老头子临走前还说,如果那个老哥先走一步,他去送送;如果自己先走,就让老哥送送他。说着,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抽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老头坐在病床上,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一人举着一个苹果,对着镜头笑。左边的是我爸,右边的是她家老头子。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再也止不住。原来这不是什么离谱的陌生人的故事。这是两个同病相怜的老人,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互相陪着走了一程。他们连死都赶在同一天,连遗体都躺进了对方的告别厅,像是完成了一个荒诞又温柔的重逢。
后来的事情,变得顺利了许多。我们两家人不再吵了,坐下来把事情讲清楚。殡仪馆重新布置了两个灵堂,把照片和遗体换回来,又给两家安排了新的告别时间。我妈和那位老太太抱在一起哭了一场,互相说“老赵是个好人”。我们给父亲重新盖棺、火化,抱着骨灰盒去公墓安葬。在墓园门口,我们又碰见了那位老太太和她的家人,他们也是来安葬赵建国的。两位赵建国的墓位隔得不远,中间只隔一排松树。我们两家约定,以后每年清明都来看看,先看这边的爸爸,再去看那边的爸爸。
回到家,我收拾父亲遗物,在床头柜里找到一个本子。翻开,里面有他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今天认识个老哥,也叫赵建国,比我大半年。他说他是当兵的,我说我是工人。我们还说,要是谁先走了,另一个人就到他墓前下盘棋。可惜我不会下棋,他会,说可以教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本子的最后几页,没有写字,只画了一副棋盘,上面歪歪扭扭标着“楚河汉界”。
我合上本子,窗外夕阳正落。我想起昨天上午在殡仪馆那场乱哄哄的闹剧,想起那个同样叫赵建国的老人,想起他那张安详的脸,和我爸那张安详的脸。他们也许真的在那个地方碰面了,正摆开棋盘,等着我们这些晚辈,慢慢地、不慌不忙地过完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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