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相看那天，堂上摆着一支银簪。
簪子细，簪头掐着只蝴蝶，擦得锃亮。这簪子只有一个用处：堂上老爷点了头，婆子就把它插进姑娘的发髻，人就算买定了。
梁桂林站在堂下，头顶是空的。
“抬起头。”
堂下的姑娘把脸抬起来。
烛火从她侧面打过来，照出一张巴掌大的小脸。眉毛绞成两道细长的柳叶，梢子尖得像拿针挑出来的；眼睛不算大，眼尾却微微上挑，看人的时候先垂下去，再从睫毛底下往上一瞟。就这一下，堂上坐着的三个男人，谁都不吭声了。
她年纪还小，身子没长足，胸脯才刚起来一点，底下拿布缠着，外头罩件半旧绸衫，平顺里透出一道浅浅的弧。腰却细，一条素色绦带松松束着，细到一只手就能圈过来。领口底下露着一截脖子，白，白得能瞧见皮里淡淡的青。
“手，伸出来。”
她把两只手举起来，掌心朝上，十指摊平。指甲修得很圆，指节上一丝粗活磨出来的茧都没有。
老爷端着茶盏，眼皮却没落到茶上。
“转过去，走两步。”
她转过身，从堂东头走到西头，脚步放得很平。走到头站定，薄衫底下的肩胛骨轻轻动了一下。
“站住，笑一个。”
她笑了。这一笑练过千百回，要笑到眼睛里才算数；眼睛只看着自己脚尖前那一小块地。
老爷的目光，从她脸上滑到脖颈，又滑到那截露在外面的手腕，末了才收回茶里。
这就是扬州城里最赚钱的一门生意。
老爷把茶盏搁下，手指在桌面上那支簪子上敲了两下。
屋里静得能听见烛花爆开的声音。
这门生意在扬州叫“养瘦马”。院里年年有姑娘插上那支簪子，抬出去的时候放炮仗；也年年有姑娘被抬回来，门一关，再没人提起。
1. 瘦马
“瘦马”两个字，听着像牲口。可在扬州的坊巷里，它指的是活人，是还没长开的闺女。
说起来，这门行当起源很早。唐朝有个诗人叫白居易，写过一句诗：“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头一句好懂，别养瘦马驹子；第二句，就是别养小妓女。诗人把这两样摆在一块儿说，是为什么？
他这话，是说给马贩子和开妓馆的人听的。瘦马驹子养肥了，要牵出去卖；穷人家的女儿养大了，也一样，曲子教会了，脸养开了，就换了主家。他在诗里替那些女孩叹气：马养肥了跑得快，被人牵走；女孩长大了，也照样被人转手。
那为什么都叫“扬州瘦马”呢？那是因为扬州有钱啊。
两淮的盐商把钱堆在这里，画舫、酒肆、园子一样样排开。买妾的、养姬的、听曲的一多，就有人专门养人来卖。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里，专门考过“养瘦马”这三个字的来历，一考，就牵出几百年的旧账。
到了明朝，扬州瘦马已经天下闻名。写《广志绎》的王士性说得很直白：想纳妾的人，多半得往扬州来找人。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下一句更狠的话：扬州城里，靠着这些瘦马吃饭的，一天就有几十上百口人。
一个姑娘从被买进到被卖出，中间隔着牙婆、养家、琴师、中人、抬轿的、跑腿的，一环扣一环。她一个人出门子，几十上百口人跟着吃饭。
这门生意，是踩着卖女儿的银子养肥的。
牙婆走乡串户，用几两、十几两银子，把穷人家养不活的闺女贱价买走，再按相貌、身段、灵性，分出三六九等。养上七八年，等姑娘长大了，再领到官绅富商面前，一件一件地看，一件一件地讲价。中意的，插一支簪子算定了；看不中的，赏几文钱，把牙婆打发走。
我们这回要讲的这个人，叫梁桂林。扬州人，家里穷。她这条命，是卖出来的。
2. 买来的女儿
梁桂林记事不多，八岁那年冬天，她记得最清楚。
那年她爹挑水闪了腰，在炕上躺了三个月。娘生她弟弟，没救回来。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末了剩下两口人：一口是她爹，一口是她。
腊月里来了个婆子，穿得比村里谁都体面。进门先不看她爹，蹲下来捏她的下巴，把她的脸拨过来拨过去，让她张嘴看牙，又拉着她的手，拎到日头底下照。
看完了手，婆子又说要看看脚。她爹愣了一下，还是把孩子的鞋脱了。婆子把她两只脚搁在自己膝上，一只一只扳着看脚背，又用拇指按了按脚踝，试试骨头硬不硬。
那年月买人不叫买人，叫看货。看牙口、看蹄腿、按骨量，跟像一匹马没什么两样。
“太小了些。”婆子说。
“养得住，养得住。”她爹说。
婆子不肯，说小了三岁，得多喂三年米粮。两人在灶前讲价，讲到末了，婆子从怀里掏出几两碎银，摆到桌上。桌上早铺好一张纸，是写好的契。她爹不识字，被人扶着，按了个手印。
红印子一按下去，梁桂林这条命就改了姓。
那晚，她爹把她叫到跟前，塞给她一块麦芽糖，说了好些话。她一句没记住，只记得末了，爹背过身去，肩膀一抖一抖的。
第二天，她跟着婆子上了船。船走了一天一夜，到了扬州。婆子把她领进一座宅子。院里已经住了七八个女孩子，大的十四五，小的同她一般。有个女人管着一院子人，人人都喊她“娘”。
梁桂林起初真以为，这是她新认的娘。后来才晓得，这院里所有的女孩都是买来的；管家的女人，是牙婆行里最会调教的，专门替人养女儿。
从第二天起，她就跟着别的孩子一道，天亮起来练。天不亮练站和走，脚步要轻，落脚要稳。日头上来练手，练端茶递水时手腕不能抖。午后学抚琴，学唱曲。学得慢的挨打，学得快的给糖。
娘还教她们笑，笑要笑到眼睛里，光是咧开嘴不算；教她们说话，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低头，话到几分就得停住。
一个姑娘话多了，是轻浮；话少了，是呆。这两样，都卖不上价。
再往后，还有一样，娘教得最细，也最不让人往外说。
等姑娘们长到十三四，身量开始变了，娘就把人一个个叫进里屋，教她们往后怎么伺候男人。娘说得不含糊：男人喜欢什么样的眼神，递茶时手要抬到几分高，替人宽外衫先解哪一颗扣子，站在人身后，气要出得多轻。她还教姑娘们，怎么让一个席面热起来，怎么让老爷在满屋子人里多看你一眼；又怎么把自己藏起来，到了该露的时候，再露出那么一点点。
姑娘们听得脸通红，头都不敢抬。梁桂林也红着脸，可她把娘说的每一句都记在了心里。她知道，这些学到手的东西，往后都要拿到别的男人面前去用。
跟梁桂林睡一张铺的，是个叫阿绣的姑娘，比她大两岁。有一年，阿绣被相看中了，插了带，抬出去那天，院里还放了炮仗。
可过了半年，阿绣又回来了，人瘦掉一圈，眼睛也没了光。养娘嫌她哭丧着脸扫兴，把她关进屋里，只让灶上老妈子送饭。这一回，谁也不放炮仗了。
唯一的念想，是院门外那口井。井边有个挑水的后生，每回见着她都多站一会儿，有一回还悄悄塞给她半个梨。她不敢多看，只在心里存着，想着往后要是能出了这宅门，嫁个寻常人家，也是好的。
转眼，她十五岁了。那年春天，娘头一回给她置了一身不打补丁的绸衣，又从匣子里取出一支银簪。
那是相看用的簪子。谁的相看日子到了，谁才配戴。
“明天，”娘替她把衣领抻平，声音平平的，“有人来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