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与巴列维，国家现代化转型，一个功成名就，一个折戟而归！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可以说，除了土耳其之外，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失败了。谈到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就不得不提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为了推行现代化，他可以说是从肉体上消灭了全国约2.6%还要多的人口——换成任何其他国家，恐怕都不会下此狠手，毕竟那都是自己的同胞。凯末尔首先废除了苏丹制度，随后又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并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就这样，土耳其从一个封建神权的君主制国家，一举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了完成改革，他彻底摧毁了宗教势力。

凯末尔以“教产归公、神产均分”为口号，强征了全国境内将近80%的耕地，判处超过13万名教士和地主死刑，同时判处37万名教士和地主的亲友接受无限期的强制劳动，其中将近70%的人在三年内被折磨致死。1928年，他又从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此举可谓相当大胆。此后，凯末尔又推行了一系列提升土耳其妇女地位的改革，包括在法律中明文禁止在学校佩戴面纱——注意，是禁止戴面纱，并未禁止戴头巾；此外，他还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确立了离婚制度，保障了妇女在教育、就业、参政以及财产继承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1934年，他再度修改宪法，规定妇女年满21岁即享有选举权，年满30岁享有被选举权，这项措施甚至比当时的许多欧洲国家推行得更早，比法国还要略早一步，可谓十分大胆。此外，他还废除了历史悠久的伊斯兰教长制，撤销了作为伊斯兰法的沙里亚，停办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和妓院，关闭了宗教法庭（也就是特别沙里亚法庭），进而废除了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转而制定并采用以西欧国家法律为蓝本的新民主法典。可以说，他以激烈的手段完成了土耳其的革命。与此同时，他还颁布命令，强制所有政府人员必须穿戴西服和礼帽，随后又颁布禁令，禁止非神职人员穿着宗教袍服或佩戴宗教徽记，其后更颁布法律，强制所有男子必须佩戴礼帽，凡戴土耳其毡帽者一律治罪，颇具意味。

据统计，1924年至1939年，土耳其修建了将近4000公里的铁路，至此全国铁路总长已达到将近7000公里。反观当时的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巴列维国王则颇有意思，他所做的事情反而与土耳其的凯末尔有所不同。1963年，伊朗的巴列维国王推行了“白色革命”，这场改革由国王主导，全程没有爆发流血冲突，目的就是让伊朗快速照搬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改革的重点当然是土地，土地制度的革新至关重要。当时伊朗的大量田地掌握在大地主和宗教寺院手中，于是由国家出面，出资收购这些集中的土地，再以低廉的价格分配给无地的普通民众，同时严格限制地主的土地持有规模。这一举措一举瓦解了封建地主和宗教阶层垄断土地的局面。与此同时，政府还调整了国营企业的经营模式，将一部分国有企业向民众开放，推行民营化。

巴列维王朝的国王，其意图无非是培养出一批拥护君主统治的新型资产阶级群体，以巩固自身的执政根基。同时，为化解企业内部的对立矛盾，国王又推出新规，要求民营企业拿出一部分利润分给劳动者，通过分红福利的方式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社会层面的变革可谓大胆。改革赋予了伊朗女性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修订了选举相关法规。这项打破传统的优良举措触怒了国内的什叶派宗教阶层，引发了教士群体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国王着手完善民主体系：组建专业的医疗团队，安排医护人员深入乡村，农村的医疗短板得以迅速补齐；在农村大范围普及新式种植养殖技术，兴修水利；农村的司法体系也逐步健全，基层公正法庭的设立，解决了乡村司法空白的问题。教育和女性权益同样迎来放宽，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女性在离婚、子女抚养、职场就业等方面也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

然而，麻烦也随之而来。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本身没有错，却触碰了宗教势力与传统地主的核心利益。宗教领袖霍梅尼带头反对改革，于1963年遭到逮捕，1964年被驱逐出境。

客观来说，白色革命确实让伊朗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伊朗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顶尖国家，在中东开了先河，跻身世界富裕国家行列。但从另一个层面看，改革树敌颇多——得罪了传统地主、宗教教士、新兴资本家，甚至连左翼群体也被得罪殆尽。社会矛盾被点燃、被激化，隐患重重，最终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全面爆发，巴列维王朝被推翻。

凯末尔与巴列维的改革，结局截然不同，核心就在于改革是否流血这个问题上。凯末尔推行变革的态度极为强硬，敢于用铁腕手段消灭任何反对势力与保守势力，以强硬手段斩断了旧制度的根基，让改革稳稳落地，软着陆相当成功。而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走的是温和改良的路子，追求平稳、回避冲突，始终不愿动用强硬手段整顿反对势力。表面上看似乎很安全，实则致命隐患重重。

这让我想起了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宣布退位的时候。当时袁世凯号称以温和、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清帝退位的问题。可当时没有流血，后面还不是军阀混战、打得不可开交？所以说，变革终究是要流血的，不在前面流，就得在后面流，总得来一次。

好，我们继续说回这两个国家的改革问题。巴列维国王面对宗教反对势力时十分犹豫，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抓了又不杀，完全没有震慑效果。而且老是这样做，反而为反对派公开造势提供了机会。到后来，霍梅尼等宗教势力摸清了巴列维国王的弱点，国王的监狱反倒成了反对派的革命训练营——很多日后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核心人物都在狱中相互结识、交流革命思想。挺有意思的，就像希特勒在监狱里写《我的奋斗》一样，监狱成了革命的温床。估计巴列维国王自己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伊朗经济增长迅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表面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1978年12月，大批民众涌入德黑兰自由广场，要求罢黜国王。到了当年12月中旬，巴列维主动提出退位，只求能留在伊朗，可反对派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于是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了伊朗。霍梅尼回到伊朗之后，巴列维国王虽然走了，但效忠巴列维王朝的伊朗陆军和帝国卫队依然战力强劲，局势一触即发，眼看就要爆发内战。2月9日，帝国卫队对德黑兰空军基地军事学院发动突袭，企图摧毁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中枢。

当时守卫革命委员会的多数人缺乏军事训练，面对正规军的进攻难以有效抵抗。关键时刻，此前加入革命军的起义部队投入作战，局势随之扭转，霍梅尼本人和革命委员会成员这才得以脱险。换句话说，如果巴列维不跑的话，大概率能够平定这场革命。所以还是那句话，革命真的是要流血才能达成的，没办法，正所谓“各国之变法，无不由流血而成”。当然也有例外：南非黑人游击战打了30年；波兰为反对苏联也搞过好几次大规模行动；毕苏斯基打了6场仗才实现独立；印度的钱德拉·鲍斯和英国打了一仗。所以说凯末尔还是挺厉害的，携军事胜利之势完成了国内社会改造。都说“天降猛男”凯末尔打赢了半岛战役，力挫秋爵爷，击碎了基督教世界光复拜占庭的梦，军队正是他推动改革的后盾。但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巴列维所处的年代，全球都在走向和平文明，当时再搞暴力镇压，是否已经不现实了？

凯末尔那番话是二战之前的事，彼时世界奉行丛林法则，无论屠戮多少人都可胜者为王，所以情况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倘若真的动手镇压，欧美肯定会强烈制裁国王，国王也必然遭到通缉；而教士集团经过宣传包装，恰好迎合了欧美白左那副“白莲花”做派，深受其喜爱。只是谁也没料到，教士集团上台后的做派竟如此抽象。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伊朗是君主制国家，若像土耳其的凯末尔那样对待教士，无异于自废合法性。

凯末尔身为开国之君，握有绝对权威，能够牢牢掌控军队来推行那些强力改革，而巴列维压根没有这份威望。个性固然是一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其权力源自继承与妥协，根本谈不上做那些事情，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办到。巴列维的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几乎得罪了所有利益集团，这是他下台的主因：引入西方商超，得罪了巴扎商人的利益；土地改革，得罪了封建教士；腐败与独裁，又得罪了城市中产——怎么搞都是输。当年凯末尔叮嘱土耳其，切莫卷入欧洲的战争与纷争；倘若实在无法置身事外，那就跟着英国走。所以伊斯坦布尔那座机场，本是纪念凯末尔、以其名字命名的阿塔图尔克机场，结果新机场启用后，这个名字就改掉了。

革命本就不是请客吃饭，而是要砸别人饭碗的，难道还指望别人坐等不动吗？绝无可能。国家需要用宗教信仰来维系统一，否则便四分五裂，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一个幼年期国家的悲哀：它需要成长，却不能也无法用现代理念团结绝大多数国民，只好借助这种精神鸦片来维系。说白了，巴列维政权也是个买办政权，他想动硬的，也得有那个能力才行。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像土耳其那般幸运，凯末尔有国父之功，任期内实现了土耳其的世俗化，不畏艰难推行两党执政，确实功不可没；而巴列维的威望远不如其父礼萨汗，想推动改革就得有绝对的权威，他所谓的经济成就，不过是石油危机带来的机遇而已。况且宗教本身就是伊朗复杂历史的一部分。说白了，历史走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不再允许搞这种白色恐怖，否则美国和苏联也不会一个烂在越南、一个烂在阿富汗——直接拿枪突突不就完了吗？当然，这话也不宜扯得太远，若真要硬扯，那北欧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又能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