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夏，延安城外，一群青年没有走进宽敞教室，而是弯腰钻进刚挖好的窑洞。这里既是宿舍，也是课堂。没有课桌，膝盖便成了桌面；没有实验设备，师生就从废旧材料和生产现场中寻找办法。这所学校，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延安自然科学院。
很多人提到延安，想到的是窑洞、战场和整风，却容易忽略另一条线索：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把科技看成根据地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抗战不是只靠枪弹完成的，粮食、药品、机器、纸张、建筑，同样离不开知识和技术。
1937年至1938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有2288人。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工程师、农学家，也有熟练工人。对延安来说，这批人带来的不仅是书本知识，更是解决现实难题的能力。
这种重视并非停留在口头上。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有关技术人员津贴的命令，无线电、医务、电话等人员被列入技术人员范围，工程技术员享受较高津贴。那时普通人员每月津贴仅一元，团级干部二元，团以上干部三元，技术人员的待遇标准已经得到明确体现。
1939年2月25日，延安举行第一次技术人员新春晚会，毛泽东到场讲话。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在他看来，政治方向决定事业走向，技术能力则决定许多目标能否落地。轻视技术，既会损害生产，也会削弱抗战力量。
同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背后，是对人才作用的重新认识。知识分子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安排的对象，而是能够独立承担任务、参与决策和建设的重要力量。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会上，毛泽东谈到自然科学与生产生活的关系，指出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他还说，自然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种武器。研究会下设医药、农学、地质矿产、机械电机、生物、化学、建筑等专业组织，研究方向紧紧贴着边区需要。
有意思的是，延安的科技工作很少关在纸面上。1940年，乐天宇等人带队考察边区森林，历时47天，走过15个县，采集植物标本两千余件。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南泥湾具有开垦条件，便提出开发建议。后来，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生产，这项调查为边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纸张短缺，也是延安必须面对的难题。自然科学院的技术人员经过试验，发现当地常见的马兰草可以制纸。到1940年，边区已经用马兰草制成数十万张纸，书刊印刷因此得到缓解。看似普通的一种野草，经过技术处理，变成了支撑宣传、教育和行政运转的重要材料。
电力同样紧缺。技术人员林中、丁古等利用废旧汽车皮、炮弹钢和其他材料，试制小型发电机。化学厂则用羊油制肥皂，生产“新华牌”肥皂，还制造粉笔、牙粉、精盐和墨水。工厂安排技术座谈和业余技术班，让生产现场同时承担培训功能，工人边干边学，技术改进随之出现。
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学校设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矿冶等专业，后来又建立机械、化工实习厂和实验室。校长徐特立年过花甲，仍徒步前往学校办公。师生自己挖窑洞、背柴火、缝衣服，教学原则只有一句话最实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党中央对技术工作的制度性支持也在不断加强。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提出吸收和优待专门人才，要求让工程师、技师、医生等承担实际负责工作。毛泽东还在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强调学习自然科学。到了1942年3月，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政治与技术相互排斥的问题被公开讨论，技术人员提出的建议受到重视。
建筑领域也留下了鲜明印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楼由杨作才设计，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施工，因外形像飞机，被称为“飞机楼”。中央大礼堂则在没有现代建筑机械的情况下建成，后来成为中共七大召开的地点。砖石背后，是测量、结构、材料和施工组织等一整套技术工作。
延安时期的科技并不神秘，也并非脱离战争的象牙塔。它从窑洞课堂里起步，在农田、工厂、医院、印刷所和建筑工地上接受检验。1948年6月，中共中央还特别指出，不能把技术工人、技师与普通工人的待遇简单拉平，因为这种平均主义会挫伤生产积极性。对知识、技能和人才价值的认识，已经进入根据地建设的具体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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