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一个英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堆化学译本前,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同一个元素,在不同书里名字不一样。
学生跑来问:氢到底叫“轻气”还是“水母气”?
没人答得上来。
这不是笑话,这是晚清化学翻译的真实状态。
傅兰雅和徐寿决定,不急着翻译新书,先把命名规则定下来。
这套规则,后来成了整个中文科技术语的底盘。
1855年前后,化学刚进中国,谁想叫什么叫什么
1855年前后,化学知识刚开始进入中文书。
合信的《博物新编》把元素叫“元质”。
氢有的译作“轻气”,也有的写作“水母气”。
氧气被叫成“养气”或“生气”。
词汇没法统一,不是译者不用心。
而是每个人都在发明自己的那套省力办法。
中国化学术语,就是从这种一人一套密码的状态起步的。
十几年里,译本一本接一本。
《金石识别》把硅音译成一长串“夕里西恩”。
《格物入门》把砷翻成“信石”。
《化学初阶》则拿“钒”来指铝。
越翻越多,坑也越挖越深。
同一个“钒”,在《化学初阶》里是铝,到《化学鉴原》里又指另一种金属。
那批译者没有谁在偷懒。
只是没有一套公认的命名底盘。
一个学生今天读《化学初阶》,明天读《化学鉴原》,同一个字,两个意思。
这不是学习,这是破译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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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上海江南制造局,他们决定先立规矩
1871年,傅兰雅和徐寿翻译《化学鉴原》。
他们没有新造几个字就交差。
而是在卷一的“华字命名”里先立规矩:
取外文名的第一音节成字,不顺眼就退用第二音节。
再按物态配偏旁——
金属加金旁,非金属加石旁,液态改三点水,气态加气字头。
于是“白金”变“铂”。
“白铅”“倭铅”变“锌”。
连化合物也照这个规则直拼:
三氧化硫写成“硫养三”。
二氧化碳写成“炭养二”。
元素和数量,一目了然。
这套方案后来成了中文术语体系的底盘。
看偏旁能判断状态。
看声旁能猜到西文原音。
后续补进周期表的新字,基本沿用这套做法。
连氢的同位素也照样处理——
气字头不变,左下笔画代表质量数。
氕一画,氘两画,氚三画。
一个字,左边告诉你它是什么状态,右边告诉你它叫什么音,左下角告诉你它有几个中子。
信息密度极高,而且可以无限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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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套规则,偏偏出现在上海?
1871年的上海,已经是中西交汇的前沿。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聚集了当时最懂西学的中国人和最懂中文的西方人。
傅兰雅是英国人,徐寿是无锡人。一个懂科学,一个懂中文。
他们做的事,不是“翻译一本书”,而是“建立一套系统”。
上海当时有港口、有印刷、有读者、有市场。
一套规则定下来,能迅速通过书籍、学堂、报刊扩散到全国。
这就是上海的优势:它不只是做生意的地方,也是定规矩的地方。
谁先定下规矩,谁就掌握了后来的话语权。
放到今天看:先立规矩,再谈规模
你做任何一个长期项目,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一开始,怎么方便怎么来。
命名随意,分类随意,标准随意。
短期效率极高。
但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
之前的随意,全变成了债。
同一个客户,三个表格里三个名字。
同一个产品,五个文档里五种叫法。
同一个流程,每个环节各有一套暗号。
这时候你再想统一,成本已经高得吓人。
傅兰雅和徐寿做对的事,就是在规模还小的时候,先把命名规则定下来。
先定底盘,再往上长。
先立规矩,再谈效率。
中年做事,最怕的不是不努力。
是努力了半天,发现自己连一套可复制的规则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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