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有一个流传很久的论调：当年国企不行，根源就是工人吃大锅饭，人懒、干活没积极性。不妨静下心好好想一想，这根本经不起推敲。
可这么多年，很多舆论一直重复这套说辞，不知不觉就把大家带偏了，只看表面现象，看不见当年那场竞争背后完全不对等的规则。
我们很多人的家里，都有老一辈的国企职工。
父辈年轻的时候，十几年、几十年守在工厂流水线上，三班倒、赶生产，为国家工业化一点点积累家底。
如果工人天生懒惰，那一座座厂房、一套套工业基础，又是靠谁一点点干出来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早就有过批判：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
当年的国企，从诞生起就扛着一整套完整的社会责任，他们不单单是生产产品赚钱的工厂。
工厂里面，要承担大批退休老职工的养老金、医疗保障；
要办子弟学校、职工医院、托儿所，解决一整个职工家庭从孩子上学到老人生病的全部难题。
国家税收足额上缴，职工工资按时发放。
反观刚刚兴起的一部分私营作坊，完全是另一种状态。
他们不用背负社会责任：
- 不管退休人员养老，不用建学校医院，社保能逃就逃，工资压到最低。
- 为了抢占市场，不惜用劣质原材料，甚至造假。
不承担这些社会责任，成本自然极低。同样的商品，国企定价很难压下去；私企则可以低价倾销。
这不是公平的市场比拼。
就像一场比赛中，一个人处处必须按规矩办事，而另一个却可以不讲任何规则。等到这场较量分出胜负后，围观的人反倒指责守规矩的不够灵活。
不止国内早期的部分私企，同期进入国内的外企，还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数年减免税收、土地低价甚至无偿供给，贷款审批一路绿灯。
相当于在马拉松比赛中，一方腿上绑着沙袋负重奔跑，一方不仅一身轻便，还有额外的便利加持。
在这种双重不对等的竞争环境里，国企想要维持下去，难度可想而知。
从唯物史观来看，这不是工人劳动态度的问题，是特定社会阶段，让不同市场主体承担的社会成本完全不一样。
国企承担了劳动力社会再生产里的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职能，这些成本，当时的民营、外资企业大多不用承担。
两者成本结构天差地别，本身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那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专家都把问题归结为工人 “大锅饭、效率低”？
道理很简单，挑软柿子来承担责任。
承认外资特殊优惠冲击民族工业，承认早期资本积累依靠压低用工保障、偷税漏税，这些话很难讲出口。
但把责任推给普通工人，成本最低。
这是一套非常巧妙的舆论话术。把制度环境的缺陷、竞争规则的失衡、资本逐利带来的冲击，全部转移到劳动者个人品性上。
最残酷的地方在于，这种指控很难辩驳，没有人能够自证自己不懒惰。
几千万下岗工人，年轻时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工厂，为国家工业化打下根基。社会结构变革来临，他们被推向社会自主谋生。
不少人只能捡廉价蔬菜、蹬三轮车、摆摊，还要承受某些人破的脏水， “好吃懒做才下岗” 。
很多人享受着早年国企积累下来的底子，享受那一代人奋斗换来的基础设施，却反过来指责那一代人偷懒。这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
看待这段历史，最核心的就是分清：当年国企生存困境，根源是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不是劳动者懒惰。
劳动者从来不是问题本身，恰恰是他们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撑起了新中国早期工业体系。
往后再听见 “国企垮台是因为工人偷懒” 这类说法，心里要有一杆秤。学会拆解叙事背后的逻辑，分清哪些是客观现实，哪些是为了甩锅编造出来的说辞。
那一代人，没有亏欠这个时代。历史不该一边踩着他们铺就的道路，一边往他们身上泼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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