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了22年书没转正，被清退那天，我的学生当上了县委书记

最后一课

我叫周志远，今年五十四岁。从一九八六年站上讲台，到二〇〇八年被清退，整整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里，我教过的学生从村小一年级到六年级，语文、数学、自然、品德，全包。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三个年级的复式班，这边写生字，那边算应用题，另一边上自习。粉笔灰吸了二十二年，嗓子哑了二十二年，每个月拿的工资从四十五块涨到最后的三百八，始终是代课老师。

转正的机会有过两次。一次是九三年，上面给了一个名额，校长让我填表，表交上去了，被学区主任的外甥女顶了。一次是九八年，要考试，我准备了半年，考试那天我娘病重，我没去。后来再没有名额了。政策说，代课老师要清退，一刀切，不留。

二〇〇八年八月，暑期开学前，学区通知我去开会。我骑了二十里自行车赶到镇上，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跟我一样的代课老师，每人发了一张表，上面写着“清退补偿金核算单”。学区主任念了文件，说这是上面的政策，我们也没办法，补偿金按教龄算，一年补一个月工资，最高不超过五千。

我算了算，二十二年，补偿三千八百块。

会议开了二十分钟就散了。我拿着那张单子走出会议室，天很蓝，太阳很毒。我在镇政府门口站了很久，不知道往哪走。回家？回家怎么跟老婆说？她跟我说了十八年，说你那点破工资不够买化肥的，不如跟我去城里卖菜。我没听，我说我走了，孩子们谁来教。她说离了你这颗鸡蛋，人家照样做槽子糕。

我没回家，骑车回了学校。其实已经不算学校了，就两间瓦房，一个操场，旗杆上飘着一面褪色的国旗。我推开教室的门，里面空荡荡的，桌椅板凳堆在角落，黑板上还留着我上学期写的最后一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生字表。粉笔字已经模糊了，可还能认出来。

我拿起黑板擦，把黑板擦了。

擦完黑板，我坐在讲台前，看着那几十张空桌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在这间教室里送走了多少孩子，记不清了。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兵，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回来种地。有一年过年，几个学生来给我拜年，挤了一屋子，喊我“周老师”，喊得我眼眶发热。

可政策不认这些。政策认编制，认学历，认年龄。我超龄了，学历不够，没有编制。所以，走吧。

九月一号那天，我没去学校。早上起来喂了鸡，扫了院子，坐在门槛上抽烟。老婆在屋里收拾东西，说要去城里儿子那儿住一阵，帮儿媳妇带孩子。她说：“你也来吧，找个活干，总比在家闲着强。”

我说：“你先去，我把家里拾掇拾掇。”

她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日头从东边挪到头顶，又从头顶挪到西边。村东头的小学校安安静静的，没有上课铃，没有读书声。新来的两个年轻老师，据说都是本科毕业，有编制，一个月拿两千多。学校翻修了，换了铁皮门，刷了白墙，还装了电脑。

挺好的。

十月的一天，我去镇上买化肥，碰见了村长。村长拽住我，一脸兴奋：“老周，你知道不？咱们村出去的陈建军，当了县委书记了！”

陈建军。这个名字像一根针，扎进我耳朵里。

我记得他。瘦瘦小小的，坐在第一排，眼睛特别亮。他家穷，交不起学费，每学期开学我垫。他爹不让他念了，让他回家放牛，我去他家找了三趟。最后一趟，他爹蹲在门槛上抽烟，说：“周老师，念书能当饭吃？”我说：“能不能当饭吃我不知道，可建军这孩子聪明，不念可惜了。”

他爹把烟头一扔：“行，你周老师都这么说了，我让他念。可学费我真拿不出来。”

“我垫。”

陈建军念完了小学，考上了镇初中，又考上了县高中。高考那年，他来找我，说：“周老师，我想报政法大学。”我说好。后来他考上了，走的那天来给我磕了个头，我把他拽起来，说别磕，出息了就行。

再后来就没了联系。听说他分到了省里的机关，又下派到市里，又到县里。一步一步往上走。

村长说：“老周，你教出来的学生当了县委书记，你还不去找找他？让他给你安排个事，转个正什么的。你教了二十多年书，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一张照片。是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在教室门口拍的，十几个孩子围着我，陈建军站在最边上，露着一口豁牙，笑得傻乎乎的。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可孩子们的脸还看得清。

我把照片夹进一本书里，没再拿出来。

十一月的一天，村支书来找我，说县里要开教育工作会，让我去参加。我说我一个被清退的代课老师，去开什么会。村支书说上面点名让你去。

我去了。

会场在县政府礼堂，坐了几百人。我找了个角落坐下，低着头，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台上坐着一排领导，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陈建军，四十出头，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在讲话。说的什么我没听进去，只觉得声音变了，不再是那个站在我面前背课文的小男孩了。

会开完了，人群散了。我站起来往外走，身后有人喊：“周老师。”

我停住脚步。

他站在走廊那头，白衬衫，黑皮鞋，跟台上一样，可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亮的。

“周老师。”他又喊了一声，快步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他比我高了，高出一个头。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半天说出一句：“您老了。”

我笑了笑：“能不老吗，你都当县委书记了。”

他忽然伸出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暖，很软，跟我这双种了两年地的手握在一起。他低下头，看着我的手，上面的老茧和裂口。

“周老师，”他说，声音有点哑，“当年您给我垫了多少学费，我记着呢。五块、八块、三块、十块，一共二十三次。我记在一个本子上，本子还在。”

我愣住了。我垫过多少学费，自己都不记得了。

“您被清退的事，我知道了。”他松开我的手，看着我，“您想不想回学校？”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不用了。”我说。

他愣了一下。

“我教了二十二年书，不是图那个转正。我就是喜欢站在讲台上，喜欢看孩子们眼睛里的光。”我笑了笑，“建军，你现在坐的位置，能做的事比我多得多。你好好干，把咱们县的教育搞好，别让后来的代课老师像我一样，教了半辈子书，连个名分都没有。那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他站在那儿，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眶红了。

“周老师，我……”

“行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像他小时候那样，“回去吧，记者还等着你呢。”

我转身走了。走廊很长，灯很亮。我听见他在身后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回头。

走出县政府大门，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照在街面上，白晃晃的。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走，风吹在脸上，凉凉的。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也是这样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给陈建军垫学费。那时候他爹蹲在门槛上抽烟，说念书能当饭吃？我说，能。

现在他当了县委书记，我还在种地。

可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回到家，我把那本夹着照片的书拿出来，翻开。陈建军那张豁牙的照片还在，笑得傻乎乎的。我用手指摸了摸他的脸，然后把书合上，放回抽屉里。

院子里的灯坏了，我摸黑进了屋。老婆打电话来，问我在家干啥。我说没干啥，喂了鸡，扫了院子。她说你啥时候来城里。我说过一阵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里，听着外面的风声。村东头的小学校已经放学了，安安静静的。可在我耳朵里，好像还有读书声，隐隐约约的，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那是陈建军的声音。三年级，坐在第一排，捧着课本，大声朗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缺了一颗的门牙上。

我闭上眼，笑了。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