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张玉环 一个太行山下来的南下干部，用投票选出来的州府

一、他的底色

张玉环在这组人物里很特别：他是唯一一个从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委一路干上来的，也是唯一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待满十二年的人（1949年到1964年，中间只有1952年前在黄平）。

这条履历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

一是他做过组织部长。1949年11月到1952年10月，他是镇远地委组织部部长，然后才当地委书记。这对1956年的黔东南恰好对口：新成立的自治州最缺的不是钱，是人——十六个县、二十九个民族、几百个乡，州县人代会要开，政协筹委会要建，少数民族干部要配，基层党组织要在村寨里一个个点起来。一个懂组织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这套架子的成本会低很多。

二是他和前面那些人都不一样：他不是拆自己机构的人，他是给一个新政权的空壳填内容的人。王一香、庹文升、段敦厚、秦如培拆的是行署；贾林放拆的是指挥部。张玉环面对的是相反的任务：一块牌子刚刚批下来，底下什么都是空的。州委在哪办公、州府定在哪里、州长由哪个民族的谁当、二十六个乡的代表怎么产生——这些在前面的篇章里早就做完的事，在这里全是第一次。

二、1956年的黔东南是什么样子

它的州府是用投票投出来的。 1956年5月5日至10日，州筹备委员会在镇远开成立大会，镇远、天柱、黎平、榕江、凯里、台江施洞、施秉双井七个候选地摆在桌面上比，最后选了凯里。这句话要写得克制：一座州的治所不是上级指定的，是各县代表团吵出来的。 这说明从一开始，这个新政权就必须学会在一堆互不服气的地方之间做平衡。而实际搬迁还要再等两年——1956年7月的州委、州人委，仍在镇远的老衙门里挂牌。

它的家底薄得可以一句话讲完。 自治州成立之初，全州地区生产总值仅有1.26亿元。十六个县，绝大多数地方不通公路，物资靠人背马驮，㵲阳河上的东峡电厂还没建，河水浅得能看见鹅卵石。这是一座连“城市”都还没有的州——凯里当时只是一个县城的大十字一带。

它是刚刚拼起来的一块版图。 余庆划走，都匀的五县划入，炉山、雷山、台江、丹寨四个苗族自治县摘掉“自治县”帽子并入新州。也就是说，黔东南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是一次行政重组的结果，而不是自然长成的共同体。十六个县彼此之间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历史上还有村寨械斗的旧账。所谓“民族团结”，在这里不是一句口号，是一项每天都要做的具体工作。

它有一张很漂亮的代表名单。 州一届人大代表265名，其中苗族99名、侗族64名、汉族73名、其他少数民族20名；州长是25岁的苗族干部王德安，副州长里有梁旺贵、吴朝明、刘学民、王耀伦、杨富和，副书记里有刘昌淮（苗族）、王朝文（苗族）。这不是象征性安排——一个二十五岁的苗族青年当州长，放在1956年的中国，是有分量的。 张玉环自己则是那个站在旁边把位置让出来、再把班子撑起来的人。

它刚打完一场仗。 1949年11月解放，随后是两个冬天一个夏天的剿匪，到1951年春天才算把几大股匪患肃清；土改紧接着做完，1955年就开始合作化规划。这意味着张玉环接手的不是一个可以慢慢建设的局面，是一个刚止血、就要立刻进入集体化的局面。 节奏是被上面定的，他能做的只是在既定的节奏里少出人命、少出乱子。

三、他任内做的几件事

第一件：把自治的法定程序走完。 1956年6月至7月初完成16县代表选举；7月15日中共镇远地委更名为中共黔东南地方委员会，同日州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在镇远开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三个决议，选举州人委委员29人；7月23日闭幕，7月24日王德安通过贵州省人民广播电台宣布自治州成立。九天的会，把一个州的法律身份坐实了。这一笔不产生任何镜头，但没有它，后面一切都不合法。

第二件：把民族干部配齐，而且写进文件。 1956年8月8日，黔东南地委批转地委组织部下半年工作意见，明确“要继续大胆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同时要求农村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必须结合农业合作化进行。这两句话枯燥到没人愿意引，但分量极重：一个是人的来源，一个是组织的落脚点。 在一个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地方，这两件事做反了，一切都会散。

第三件：把路修出去，先把木头运出来。 建州初期很多地方不通公路，王德安挑着担子下乡、穿着草鞋犁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张玉环那一届能做的只有最朴素的事：修简易公路，打通凯里、镇远到各县的通道，让木材、桐油、山货运得出去。这里要说清一个判断的分量：黔东南当时唯一能换现金的东西是树。 锦屏的杉木、三板溪的伐木场、木轨平车运材——林业是这座州最早的财政。所以“生态建设”这四个字，在黔东南从来不是后来的新发明，它从第一天起就和吃饭绑在一起。奠基不等于成网，后面的湘黔铁路、县县通高速都记在别人账上，这一笔只能记“动了手”。

第四件：把人稳住，而且在灾年稳住。 1956年9月2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支援减产社：全州约26万人口地区减产，地委要求狠抓三秋生产，经济部门做好原料供应和产品收购、减免税收、减免公粮，减产社延长决算时间、推迟转入高级社，减产户恢复家庭副业、兼营小商贩，仍困难的减免债务并给予救济，地主分子和一般反革命分子在社内生产要同工同酬。最后这一句尤其值得留：在最容易划线的年代，他没有让划线代替救济。 这一笔署名困难，也不产生叙事红利，但对那一年饿着肚子的二十六万人是实打实的。

第五件：顶住“并县”的风浪。 1958年12月，十六县并为七县；1961年8月至1962年11月，又陆续恢复。这场折腾发生在他的任内，责任不全在他，但后果必须由他来收。他能做的是让这批县在并的时候不散、在恢复的时候不乱、干部的情绪不崩。 这一笔几乎没有任何材料愿意写，但它恰恰是理解黔东南此后县域格局的一把钥匙——今天这十六个县的边界，是从那场反复里活下来的。

第六件：把文化这件事交给群众自己办。 1956年7月24日的庆祝大会上，镇远军分区军乐团走在前面，各县代表团穿民族服装游行，芦笙齐鸣，斗牛赛马持续数日。这不是宣传部门策划的活动，这是把各族自己的东西请到了台上。 他那一届做对了一件极关键的事——在最容易搞“统一”的年代，没有去动芦笙和鼓楼。老歌一旦断了代、老房子一旦改了用途，后面再有十倍的财力也接不回来。

四、有几句话留在这里

时间归属必须分清。凯里市1984年才成立，湘黔铁路1972年接轨、1975年通车，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的全域开发是李飞跃那一届的事，“村超”“村BA”“村T”“村歌”是2020年代的事，2025年全州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1084亿元——这些都在他身后很久。1956年的真实状态是：牌子刚挂，机关还在镇远，凯里只是个大十字，十六个县大半不通公路，全州GDP1.26亿元。 把这些压进“建州当年”，是时间错置。

成绩要写在州身上，名字很难被记住。他在位十二年，公开的决策记录很少。可以确定的是：人代会开成了，条例通过了，州长选出来了，民族干部提起来了，第一批简易公路通了，二十六万减产的人没饿死，十六个县并了又恢复了。这就够了。

客观地说，他任内的黔东南仍然极薄：财政紧、县域散、交通闭、底子沉，而且很快就要撞上1958年以后的风浪。他留下的东西几乎是纯框架性的——架子搭对了，底线守住了，第一笔画出去了。至于后来加盖的那些楼层，记在他名下不合适；但要说盖得起来，地基确实是那一年打的。

去向本身就是评价，这一次的评价难得地干净。1964年12月他调任贵州省农林办公室主任，此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常务副省长，1985年至1993年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离休，2023年11月4日逝世，享年102岁。对照一下：黔东南此后的州委书记里，有人后来被查，有人在任上落马，成为第一位任上被查的州委书记。而他那一任，没有这样的一笔。 这话不必说得重：一个人活得长、走得正，和他那十二年干了多少活，本是两笔账，不该互相加分；但这一回，两笔账的方向是一致的。

而对黔东南来说，他那十二年的意义也许恰恰在于慢：它那时候不需要一个往上冲的书记，它需要一个能让十六个县认下这块新牌子、并且知道每一个寨子的头人叫什么名字的人。他给了这个，然后交班。

五、怎么给他定位

吴健民接手对着澳门的一片滩，把门打开；贾林放接手被山劈成三块的矿区，把指挥部改成市委；庹文升接手三次打报告才拿到名分的城，把牌子挂稳；段敦厚接手瀑布比城有名的地方，把人排顺；廖国勋接手全省最后一个“地区”，把边界打通。

张玉环和他们都不一样。他是唯一一个外来南下干部，也是唯一一个从零开始搭一套自治政权的人。 别人拆的是旧壳子，他装的是新架子；别人守的是古城老街，他守的是芦笙、鼓楼和一场刚打完的仗的善后。

他能做的事少得只剩两件：把人配齐，把路修通。 前者错了，自治只是一块牌子；后者错了，牌子挂起来了寨子还是孤岛。

十二年，不够看见一条铁路通车，不够等到一座州府新城立起来，不够看见一个“村超”火遍全国，不够开一次像样的七十周年总结会。但他站上去的那一天，公章刻出来了，条例通过了，二十五岁的苗族青年当上了州长，第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进了县委，第一次有人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名义把十六个县的账汇总上来，同时把那些老歌老房子一片都没动。这就够了。

今天的黔东南，高铁进了凯里，机场通了全国，苗寨侗寨每年涌进上亿游客，“村超”踢出了国门，GDP比1956年增长了近1200倍。数字很漂亮，可你要是夜里站在镇远的石屏山上往下看，还是会发现一件事——这座州的命，从来不在它后来拿到了多少顶帽子，在它肯不肯在被山围了一千年、被并过一次县之后，还坚持把那条路修通、把那所学校盖起来、把那支芦笙留住。1956年那个人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别让这份家在换牌子的时候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