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毛泽东只有一票，就是他自己，他是如何说服他人的？

长征路上的苟坝会议，发生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回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周恩来军事上的辅助者。但是，才三个月，毛泽东又遇到了一次新的信任危机。

苟坝会议，是1935年3月在贵州举行的。这次会议，在毛泽东脑子里记忆尤为深刻。他在党的会议上多次讲过这段历史。1959年初在纠正大跃进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他再一次谈到苟坝会议说：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毛泽东为什么连一个支持者都没有了呢？

这便是遵义会议后的一场新的信任危机。

当时红一军团侦查到黔西县打新鼓场敌人只有黔军一个师，即两个团，于是建议红军集中红一、三军团干掉他。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张闻天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此事。结果，大家都支持出战，可毛泽东却说：打不得！

大家坚持要打，毛泽东说：要打，我就不干了（即不当军事辅助者了）。

有人说：不干就不干！

苟坝会议第一天，不仅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还撤了他的职。照常理，这个时候，毛泽东完全可以作另外一种选择：意见讲了，辩论完了，职务撤了，以后的一切后果与他无关，他反而可以作为旁观者看着他们去打，以失利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但是，尽管很孤立，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毛泽东回到驻地后，晚上还是睡不着，又要摸着黑，提着马灯，走过崎岖小路，去说服恩来。

他找到周恩来后，反复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说敌人强大，此去必定要失利，终于说服了周恩来。

正在这时，红军电信部门又侦察到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也已经开向了打鼓新场，红军去进攻，必定陷入敌重兵的包围圈。周恩来大吃一惊，随即又说服了朱德。

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一起做大家的工作，终于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想法。在会上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这一事件给毛泽东很大的思考。

会后，他 又找到周恩来，说：过去的“三人团”主观武断，弄得中央政治局啥也不知道不好。现在天天开二十多人的会议讨论军事行动，争论不休，解决不了问题，又贻误战机，还是成立几个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就有将毛泽东推举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的想法。当晚，他将毛泽东的提议向张闻天作了通报。张闻天不大懂军事，但也与毛泽东有同感，当即同意次日召集会议，讨论成立三人小组问题。

3月12日上午，还是在这个堂屋举行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个提议获得与会领导人的一致通过。这个三人小组还是称“三人团”。毛泽东在解放后提及此事说：

“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这就是“新三人团”。毛泽东提出组建新的“三人团”的建议，既需要有高度的自信心，又要有敢于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精神。

这也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全四册）记述了此事。该书与该社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为一套书，组成中共党史版毛泽东传，为主席粉丝和党政干部们喜爱，销量已过百万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