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〇年。
一九九〇年的深圳,冬天不落雪,冷起来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湿。
加代那年二十五,从北京下来两年,兜里剩七十六块钱。
他在罗湖后头那片老巷子里转了两个下午,问了七家。房东开口一个样:先交三个月房钱,一间一百八。
他把那点钱在台阶上数了两遍,还是那点。
那是关婶家的台阶。
那年头,深圳关外一间出租屋一个月一百八,一交就得交三个月;一斤米三毛二,一斤青菜一毛五。进城的老人守着两三间旧屋,一个月收三十来块钱过日子。
关婶那年六十四,丈夫走了十一年,一个人。
一栋两层的旧院子,楼上楼下各租出去一间,她自己住楼下东边那半间。
“小伙子,你在我台阶上蹲了半日啦。”她在门里喊了一声。
“借个地方歇脚。”
“找房?”
“找房。”
“钱不够吧。”
加代没答话。
“我楼上有一间小屋,原先堆煤的,我扫了两遍。”关婶说,“你不嫌就住。”
“一个月多少。”
“你先住。”
“您说个数。”
“你兜里有多少。”
加代把兜里的钱摊在手心给她看。
“留六十吃饭啦。”关婶说,“十六块给我,算水算电。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补。”
加代站着没动。
“嫌贵?”
“不贵。”加代说,“我怕您吃亏。”
“我一个老太太,一个冬天多烧一把柴的事。”关婶摆摆手,“上去啦。”
那间小屋四个平方,一张板床,一个脸盆架,窗户上糊着报纸。
加代住进去的头一天早上,开门,门口摆着一个搪瓷缸。缸里是热粥,上头撒着一点咸菜末。
粥是白粥,米熬开花了,端起来烫手。
他站在门口把那缸粥喝完,把缸洗出来,放回原处。
第二天早上还有。第三天也有。
有一回缸里卧着一个荷包蛋。加代端着缸下楼去找她。
“婶,蛋的事。”
“我早上吃过啦。”
“您没吃。”
“你干活去。”关婶把抹布往肩上一搭,“一个蛋,说这么多干什么。”
那年冬天雨多。有一天加代回来晚,夜里两点,那个缸还在门口,拿一块旧棉布裹着,摸上去是温的。
他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放在缸上,没端进去。
又有一回,雨下得大,加代回来时天都黑透了,关婶的门还开着一条缝。
“婶,这么晚您还没睡。”
“等你那个缸。”关婶说,“你不回来,缸搁在门口就凉了。”
“下回搁屋里就行。”
“搁屋里你拿什么喝。”
“您早点睡。”
“睡啦睡啦。”关婶把门掩上,又开开一条缝,“你上楼慢点,楼梯第三级是松的。”
后来关婶把楼上那间屋的窗户纸换成了玻璃,是她花九块钱请人换的。
加代问她换它干什么。
“糊报纸看不见外头。”关婶说,“你在屋里闷。”
那一个冬天八十七天,门口那个缸一天没断过。
加代在心里数过。
后来他手上宽了,要给她钱,她一回也没收。
“你有钱你存着。”关婶说,“我这院子里不缺什么。”
关婶的儿子在粤北老家的水泥厂开车,一个月一百二十块,一年回来看她一回。那年头一个水泥厂的司机挣一百二,一趟从粤北到深圳的长途车票十八块。
她一年到头就盼腊月里那趟车。
日子过得快,一晃六年。
一九九六年秋天,做地皮的蒲老板盯上了这条巷子。
他要在这块地上起一栋八层楼。
头一回上门的是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夹着一个皮包。
“关婶是吧。这条巷子要拆了盖楼,您这院子我们收。”
“收多少。”
“一万二。”
“我这院子两间屋,一年收租三百六。”关婶说,“一万二,我住哪儿。”
“到时候给您安排。”
“安排在哪儿。”
那年轻人没说。
那年头,这条巷子上一间旧屋私下转手两三万,蒲老板开的是一万二。
过了半个月,巷口来了车。
夜里的车,一车一车往关婶家门口倒土。倒到台阶跟前,堆得比人还高。
关婶早上开门,一脚踩进土里。
她自己拿了把铁锹往外铲,铲了两天,铲走一半。第三天早上,门口又多了一车。
加代的伙计小武和另外两个人那天夜里守在巷口,把那辆车拦住了。司机被拽下来按在土堆上,车斗的挡板被掀了,土洒了一路。
“哥,这人骂街呢。”
“让他骂。”加代说,“把车斗撂平,让他自个儿把土扫回去。”
那司机扫到天亮,扫走了半车。
第二天白天,倒是没再来。
可第三天夜里,土又来了,换成两辆车,倒完就走,连灯都不开。
紧跟着是第三下。
蒲老板让人给关婶带了一句话:她儿子在粤北水泥厂开车,厂里正要减人,蒲老板在那边认识人。
带话的人说完就走了。
那天晚上关婶坐了一宿,第二天早上那个缸还在门口,只是粥熬得比平常稀。
加代是第四天找过去的。
他到的时候,关婶正蹲在门口铲土。
“婶。”
关婶抬头看了他一眼,接着铲。
“您起来。”
“你忙你的去。”
“这土谁倒的。”
“我不知道。”
“您知道。”
关婶把铁锹往土里一插,站直了,拍手上的土。
“加代,你有你的买卖,我搬回老家去。”
“搬回去住哪儿。”
“我儿子那儿有一间屋。”
“他一个月一百二,家里还有两口人。”加代说,“您去挤他?”
“那也比在这儿让人一天一车土倒着强。”
“婶,这事哥来处理。”
“我不让你管。”关婶说,“你当年在我这儿住过一冬天,那是当年。你现在为我出头,人家记住你,你后头的买卖怎么办。”
“我买卖大不大,跟这一车土没关系。”
“有关系。”关婶走过来,两只手往他胸口上推,“你走。你走。”
加代没动。
“你走啦。”关婶又推了一下,“我一辈子没求过人,你别让我求你这回。”
“婶。”加代说,“您求我别的,我都听。”
“您儿子知道这事不。”
“我不告诉他。”
“为什么。”
“他在厂里开车,一个月一百二。”关婶说,“我一张嘴,他连夜就往回赶,赶回来能干什么。”
关婶推不动他,手从他胸口上放下来,站在那儿,眼睛红了。
“我一个老太太,你搭进去干什么。”
那天下午加代回了表行。
他先托了做建材的老周。老周跟蒲老板一块吃过几回酒。
第二天老周回话。
“加代,话我带到了。”
“他怎么说。”
“他说,要谈就按他的价。”老周顿了顿,“他还说,这条巷子他拿的是上头批的条子,谁来说也一样。”
“你回了什么。”
“我没敢回。”老周说,“加代,这人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他手里那些纸,是真的。”
过了两天,加代自己去的。
蒲老板的写字楼在那条新修的路口,玻璃门,门口摆着两个花盆。
加代上午十点到的,报了名字,前台让他在门口坐。
他从十点坐到十点四十。
前台换了两班人,没有人再跟他说一句话。
十点四十,出来一个年轻人,站在他跟前。
“蒲总今天没空。”
“明天呢。”
“明天也没空。”
“那我后天来。”
“来也白来。”年轻人说,“哥,我劝你一句,这事你管不了。”
加代站起来,把椅子往墙边推了推,走了。
加代没再上门。他把江林叫到表行后头。
“关婶那条巷子,你从东头数到西头。”
“数什么。”
“数有几家。”加代说,“谁跟蒲老板签过字,谁签完又反悔了,一个一个给我找出来。”
江林跑了八天。
那条巷子一共十九户。签过字的三家,其中两家签完又把纸要了回去。一个是开小卖部的老温,一个是修鞋的阿辉。两家都怕事,谁也没往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