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武汉测绘学院,75岁的毛远耀办理离休手续。三十年间,他一直担任学院主要领导,临别时没有铺陈场面,只反复叮嘱身边同志:“学校的事,不能松劲,国家还需要人才。”
许多人知道毛远耀,是因为他与毛泽东有几分相似的外貌,更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堂侄。但在毛远耀漫长的一生里,这层亲属关系很少被他拿来谈论。对他而言,亲缘是事实,工作却要靠自己完成。
1912年,毛远耀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一带。毛氏家族过去并非贫寒之家,但到了他出生时,家境已经明显衰落。毛远耀只读了不到六年小学,便因生活所迫离开课堂。没有完整学历,并没有让他停止求知,家中关于堂叔毛泽东的谈论,反而使他较早接触到新的思想。
1929年,正在韶山毛氏族校任教的毛远耀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毛泽东,信中谈到革命工作需要人手,并希望他前往天津,参与筹办印刷方面的事务。那时的天津情况复杂,人员往来受到严密监视,秘密工作绝不是普通差事。
毛远耀接信后很快动身。抵达天津,他才真正感受到局势的紧张。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尽量减少公开活动,工作地点和落脚处也不断变换。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种生活意味着随时可能出事,但他没有退缩。
两年后,毛远耀又被调往上海。上海的地下工作环境更为险恶,1935年,因身份暴露,他不得不离开城市,返回韶山。回到家乡并不等于退出斗争,他继续向乡亲宣传进步思想,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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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远耀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延安的生活条件谈不上优越,学习内容却十分系统,既有政治理论,也有实际工作方法。对毛远耀来说,这段经历补上了早年教育不足,也让他对革命事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从抗大毕业后,他被安排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堂叔是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侄子却不能因此降低要求。毛远耀在生活待遇上与普通工作人员相同,工作中也不摆亲属架子。毛泽东对他的表现较为满意,曾在给毛远耀父亲的信中写道:“远耀等在此甚好。”
这句话看似平常,背后却有明确分量。毛远耀能够留在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姓毛,而是因为他经过了地下工作、乡村宣传和延安学习的考验。毛泽东对亲属一向要求严格,亲属身份不能替代组织考察,更不能成为谋取便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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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衡阳解放后,毛远耀奉命前往当地工作。战争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工厂受损,道路失修,城市管理和群众生活都面临不少难题。衡阳曾是南方重要工业城市,如何恢复生产、稳定秩序,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现实考验。
毛远耀把道路和交通作为切入口。他多次到现场查看地形,研究道路走向和桥梁位置,遇到施工困难便协调各方解决。据有关回忆,他还带头捐出工资,并到工地参与部署。修路不是单纯的工程问题,背后牵涉物资运输、工厂复工和百姓出行,抓住交通,也就抓住了城市恢复的关键。
衡阳的重建并非一帆风顺。恢复学校、整顿社会秩序、清理潜伏的破坏力量,都需要耐心和决断。毛远耀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声望上,而是把一件件基础工作落到实处。城市重新运转,往往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事务开始。
离开衡阳后,毛远耀还担任过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工业厅厅长等职。1957年,他调任武汉测绘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测绘听上去远离普通人的日常,实际上关系到国土测量、工程建设、资源管理和国防需要,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不能马虎。
在武汉的三十年,是毛远耀工作生涯中最稳定、也最能体现其作风的一段时期。他重视教学秩序和师资建设,强调学校培养的人才必须服务国家实际需要。学院后来培养出的不少测绘人员,走向了工程、科研和生产一线。毛远耀本人则一直埋头于学校事务,直到1987年离休。
离休之后,他享受副部级离休待遇。这种待遇来自长期革命经历和领导岗位,并非单纯因为与毛泽东的亲属关系。晚年回到韶山时,毛远耀曾多次到毛泽东故居附近走走看看,行程低调,也很少谈及自己的身份。
2013年,毛远耀在湖南逝世,享年101岁。1912年出生的他,经历了旧中国的动荡、革命年代的艰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岁月。外貌相似只是人们记住他的一个缘由,真正构成其人生分量的,是从天津、上海到延安,再到衡阳和武汉,一步一步留下的工作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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