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陕北吴起镇附近,红一方面军干部会议结束不久,红四团团长黄开湘因伤寒高烧被送进军委卫生部。几天后,杨成武从病中醒来,听到的却不是战友康复的消息,而是黄开湘已经牺牲。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几个月前,两人还带着红四团连续奔袭,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把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从绝境中带了出来。谁也没有想到,倒下他的不是战场上的子弹,而是一场高烧中的意外。
黄开湘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他以箍桶为业,常年走村串户,身上还带着一把斧头。1926年,方志敏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很快参与其中,利用熟悉乡里的便利,协助发动群众,建立秘密组织。
他不是只会冲锋的莽将。赣东北革命斗争中,黄开湘既能组织群众,也能带兵作战。一次攻打景德镇,红军曾利用缴获的服装伪装成地方武装。城门即将关闭时,黄开湘把斧头插入门缝,硬是为后续部队争得了突破机会。这个细节,也让“斧头将军”的称呼传开。
1933年,黄开湘率部前往中央苏区,带去了一批黄金、银元和药品。对于当时物资极其紧张的中央苏区来说,这批物资并非普通缴获,而是解了燃眉之急。周恩来、朱德接见他们时,曾称赞这支部队解决了中央的大问题。
朱德还把一支缴获的手枪送给黄开湘,劝他说:“以后少用斧头,多用这支枪。”周恩来则送给他一块手表。礼物不贵重,却带着对前线将领的认可。黄开湘的勇猛,来自战场;他的威望,则来自长期与士兵同甘共苦。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红军生活十分艰苦,前线战士缺粮少盐,机关人员也要节衣缩食。黄开湘看不惯脱离部队生活的作风,曾因物资分配问题当面提出批评。有人觉得他说话太冲,但在那种环境下,敢于把不满摆到桌面上,本身就需要担当。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黄开湘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杨成武任政委。两人一人善于临机决断,一人重视政治动员,配合起来十分默契。部队中有人把他们称为“斧头将军”和“白袍小将”,并非单纯的夸张,而是对两人作战风格的概括。
1935年5月,红军抵达大渡河一带,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堵在河谷之间。军委命令红四团沿大渡河西岸急行军,抢占泸定桥。安顺场至泸定桥道路崎岖,山路、栈道和暴雨交织在一起,部队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长距离奔袭。
黄开湘没有把困难留给战士,自己和杨成武始终走在队伍前面。途中遇到敌军阻拦,部队边打边走;没有道路,就沿着山腰寻找通路;火把被暴雨浇灭,队伍仍不敢停下。黄开湘对身边干部说:“敌我都在赶路,慢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
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抵达泸定桥。桥板已被守军拆去,只剩下十三根铁索。二连连长廖大珠率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向前,杨成武组织后续部队铺设桥板,黄开湘则在火力和队形之间不断调整。敌军在桥头纵火,突击队仍顶着枪火向前推进。
经过激战,红军夺取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通道。随后,红四团又奉命攻打腊子口。两场战斗相隔不久,却都考验着部队的速度、纪律和指挥。黄开湘在险局中的果断,正是在这些硬仗里得到充分体现。
长征途中,黄开湘还参加过土城等战斗。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多次肯定他的指挥能力。杨成武后来回忆,黄开湘年龄比自己大,职务也曾高于自己,却始终尊重政委意见。两人遇到重大问题,总是当面商量,很少把分歧带到部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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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陕北后,红军干部参加会议。黄开湘和杨成武长途赶路,又在寒冷天气中受了风寒。杨成武恢复较快,黄开湘却持续高烧,病情迅速恶化。有人说他是在神志不清时开枪自尽,这个说法曾令杨成武难以接受。
多年以后,杨成武经过查证,认为黄开湘当时并无自尽理由。更可能的情形是,高烧昏迷中的黄开湘误触身边枪支,枪械走火,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意外。战场上侥幸躲过无数次险境的将领,最终倒在病榻旁,这种结局尤其令人惋惜。
黄开湘牺牲后,家乡亲属也遭受牵连。妻子和女儿为躲避搜查,曾藏进山中,靠野菜、竹笋和树叶度日,后来四处讨饭。黄开湘的几个兄弟也先后为革命牺牲。老人守着这样的家难,只说了一句:“他们是为穷人而死,死得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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