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10日,北京,陈士榘站在欢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队伍中。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他一边鼓掌,一边悄悄向后退,准备把位置让给别人。没想到毛泽东一眼看见了他,伸手抓住他的手,直接把他往前拉。陈士榘没有料到,只能跟着向前。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站位调整。对陈士榘来说,那只手牵着的,是四十多年出生入死的经历;对毛泽东来说,则是对一名老部下长期考察后的信任。陈士榘后来回忆此事,仍把它看作自己军旅生涯中极有分量的一幕。
1927年9月,年满18岁的陈士榘参加秋收起义。行军途中,他常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穿梭在队伍之间,今天到这个连,明天到那个连,身上却没有军装。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正是毛泽东。
起义军进攻长沙受挫后,部队人数从五千多人减少到一千余人,低落情绪迅速蔓延。到了江西永新三湾,毛泽东主持改编,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向井冈山转移。陈士榘很快明白,眼前这位毛委员,判断局势并不拘泥于一城一地。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类朴素的话,后来成为陈士榘理解作战的重要入口。三湾改编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陈士榘便在其中。对一个18岁的士兵而言,这既是政治上的肯定,也是一次责任的加重。
陈士榘的长处,很早便显露出来。他出身军人家庭,熟悉营务,又有工兵方面的天赋。红军转战途中,他带人修路、架桥、渡河,常常要在极短时间内找到办法。四渡赤水期间,赤水河上的浮桥便是一次典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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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桥梁被炸毁后,陈士榘与工兵人员勘察河岸,利用当地船只架设浮桥,使部队得以通过。这样的工作不如冲锋夺城显眼,却直接关系到大部队能否行动。毛泽东称他为“设营司令”,看中的正是这种把复杂问题落到实处的本领。
1935年4月12日,红一军团为掩护中央红军行动,准备攻打定番。陈士榘先占领赤城镇,随后利用缴获的国民党旗帜,采取伪装方式接近城池。守军察觉时,红军已经逼近城门,战斗很快结束。毛泽东见到他时笑着说:“你也会跟敌人搞名堂了。”
陈士榘并非从不出错。长征中,他曾为中央机关带路,走了半天才发现前方道路难以通行,心里十分不安。毛泽东没有责备,只说:“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这种处置看似平常,却让陈士榘记住了什么叫担当,也记住了什么叫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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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平型关等战斗。1938年3月17日,陈士榘在晋西午城附近指挥作战时,因位置靠前,被日军炮火炸成重伤。住院期间,他收到毛泽东的慰问信和二百元钱。信不长,内容却很具体,嘱咐他安心养伤,早日归队。那封信后来遗失,成为陈士榘终身的遗憾。
解放战争中,陈士榘在华东战场承担重要指挥任务,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毛泽东曾当面称赞:“陈士榘,你的风头出尽了,华东几个大仗打得不错。”这句话并非客套,而是对其指挥能力的认可。
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的工兵专长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随后长期负责工程兵建设。面对基础薄弱、任务繁重的局面,他把大量精力放在道路、桥梁和国防工程上,工程兵部队的体系由此逐步建立。
1958年起,陈士榘又承担特种工程建设任务,率部深入罗布泊,参与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基地建设。大漠缺水,风沙猛烈,运输和施工都异常困难。官兵住简陋帐篷,吃水要反复节省,许多设备只能依靠人力和有限车辆运送。陈士榘把困难一项项分解,要求工程进度和人员安全同时落实。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元旦,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见到陈士榘和张爱萍,说道:“你们做窝,他们下蛋。”这句带着朴实比喻的话,点出了基地建设与武器研制之间的关系。
陈士榘对家人要求严格,六名子女都当过兵,却不能凭父亲身份谋求照顾。他常说:“我首先是你们的首长,然后才是父亲。”家属不能随意使用公车,子女也不能把军队待遇当成私人便利。对他而言,公私边界不是口号,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条硬规矩。
1995年,陈士榘病重住院。弥留之际,陪伴在旁的家人问起他心中最敬重的人,他仍以微弱声音提到毛泽东。这个回答,和他18岁参加秋收起义时所作出的选择,前后相隔近七十年,却始终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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