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10月13日，北京，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场内，陈少敏伏在桌前，右手按住胸口。当会议进入表决程序，主持人宣布“同意的请举手”时，会场里几乎所有手臂都抬了起来，只有她没有举手。
这个动作很轻，却留下了极重的历史分量。陈少敏没有发表长篇发言，也没有当众争辩，只用沉默表达了态度。散会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不举手，她回答得很直接：“这是我的权利。”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陈少敏1902年出生于山东寿光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便尝过生活的艰难。1921年前后，家乡遭遇灾荒，家里一度想把她嫁给富户。她不愿接受这样的命运，宁可到纱厂做女工。
纱厂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长时间劳作，工头催逼，女工几乎没有说话的余地。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陈少敏接触到工人运动。1923年，她参加秘密工会，开始接近进步力量，人生方向也由此改变。
1927年，她进入潍坊文美女中读书，并在校内参加秘密革命活动。一次，外国传教士因一张传单责打中国学生，陈少敏上前夺过戒尺，厉声说：“不许打人，中国人就这么好欺侮吗？”这场冲突让她更加坚定，也使周围同志看到了她刚烈、果断的一面。
1930年，陈少敏被派往青岛开展工人工作。为掩护地下活动，她曾与山东省委负责人任国桢以夫妻名义租住，后来两人结为真正夫妻。1931年，任国桢赴山西工作后被捕，英勇牺牲，年仅33岁。陈少敏当时已有身孕，未能同行。
丈夫牺牲后，她又失去了年幼的女儿。接连而来的打击，没有使她离开革命队伍。她把个人悲痛压在心底，继续奔走于艰苦地区。后来在延安工作期间，她与涂正坤相识并结婚。得知涂正坤此前的妻子尚在人世后，陈少敏主动提出分开，并表示两人仍然是革命同志。
这段经历，足以说明她对感情有过认真选择，也有过痛苦割舍。此后，她很少再谈个人生活，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工作、群众工作和部队建设上。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其中既有对她品格的肯定，也包含对她长期承担实际工作的认可。
抗日战争时期，陈少敏先后在河南、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她既懂地方工作，也熟悉部队事务，能够深入基层处理粮秣、动员、组织等具体问题。当地群众把她称作“女将军”，并非只因她的职务，更因为她办事利落，遇事敢担责任。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她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她转到全国总工会工作，1956年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她没有因为职务变化而远离一线，考察工厂时，常常不满足于听汇报，而要直接到车间看设备、问工人。
1958年，她到郑州一座纺织厂检查生产。厂领导拿出一组漂亮数字，陈少敏没有顺着夸奖，只说：“到车间看看。”进入细纱车间后，她发现纱线断头严重、质量不合格，便指出，数字再好看，产品不过关也没有意义。随后，她还就纺织战线的浮夸现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基层真实情况。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1966年刘少奇受到冲击后，陈少敏感到难以理解。一次会议间隙，她坐到刘少奇身旁，说有机会要汇报女工工作。刘少奇当时对身边同志说：“错误由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陈少敏听后流下眼泪。
两年后，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开除刘少奇党籍。会场上的表决具有强烈压力，陈少敏没有举手，而是伏在桌面上，以按住胸口的方式表明态度。会后，康生曾追问她为何不举手，她仍旧回答：“这是我的权利。”
1969年10月，陈少敏被安排到河南罗山。那里曾是她抗战时期工作过的地方，乡亲们听说她回来，带着小米、红枣和花生前去看望。一位妇女拉着她的手说：“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这句话，她一直记在心里。
那段岁月里，陈少敏身体状况恶化，因治疗条件有限，后来半身不遂。1976年10月，局势发生变化时，她已经病重，却仍显得十分兴奋，挥动尚能活动的右手，喊着要喝酒庆祝。
1977年12月14日，陈少敏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此前那张没有举起的手，终于在历史记录中显出它所承受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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