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二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从境外辗转寄来的信。
寄信人自称是娜塔莎的母亲。
那天娜塔莎一个人去了县城医院出诊，小雪在学校上课，家里只剩我一个人。
我坐在堂屋的方桌前，把那只磨损得脱了色的信封拆开，里面除了几页用俄文写就的信纸，还有一样用粗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缝口密得像是生怕路途颠簸会把它抖出来。
我和娜塔莎成婚已经九年，从来不知道她母亲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娘家究竟在苏联的哪个地方。不是没问过。早年我们语言不通，靠手势和字典磕磕绊绊地过日子，我以为等她汉话学利索了，这些事情自然会说开。
可汉话一年比一年顺，她就是绕开这个话题。
只要我一问起她的家人，她便低下头，把手边的活计慢慢做完，最后轻声说，以后再讲。
九年里，我等过许多个"以后"。
她不是个爱哭的女人，身高一米八八，站在边疆的风里像一棵白桦树，做什么事都利落沉稳。
可每当我提到她父母，她眼睛里总会闪过一种我读不懂的神情——不像是悲伤，也不像是愧疚，更像是某种被压在深处、轻易不肯让人瞧见的恐惧。
我猜过很多种原因。
猜过她家里发生过什么变故，猜过她是不是有什么难言的身世，甚至猜过她在苏联那边或许还有一段我不知道的过去。可当那件东西从粗布包裹里露出来，落到我掌心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她沉默九年所藏的秘密，和我猜过的每一种，都不一样。
01
一九八三年的春末，我跟着地质勘探队进了新疆北部的边境山区。
那一年我二十七岁，是队里最年轻的技术员，刚从西安地质学院分配下来不到两年，一身的书生气还没被风沙磨干净。
带队的老孟是个当了二十年地质人的老把式，脸晒得像树皮，说话从不绕弯子。
出发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多年的话："小陈，进了那片山，你的课本就没用了，靠的是眼睛和腿。"
我们一共八个人，两辆解放牌卡车，拉着仪器设备和够吃三个月的干粮，从乌鲁木齐一路往北，进了阿勒泰地区的深山。
那片山区地形复杂，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地质普查，寻找有价值的矿脉走向。白天翻山，晚上扎营，日子过得又苦又单调，除了偶尔能收到一点模糊的广播信号，几乎和外界完全隔绝。
山里头有一条界河，河对岸就是苏联的地界。
那年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正常化，边境地带气氛微妙，我们被反复交代过，勘探范围不能越过界河，遇到对面的人员要保持距离，不惹事，也不多嘴。
老孟把这话说得很重，队里每个人都记在心里。
进山第三周，我们在界河上游的一处山坡发现了一条含铜矿脉的走向，正准备架设仪器做详细测量，老孟突然压低声音让大家停下来。我顺着他的视线往河对岸看，只见对岸的桦树林边站着两个人，都穿着深绿色的军装，背着枪，正朝我们这边张望。
"苏联边防的，别乱动，继续干活，不要盯着看。"老孟低声说。
我把视线收回来，低头装作在看仪器读数，手却没有动。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又抬起眼皮往对岸瞟了一眼，这才注意到，那两个人里有一个格外高挑，比旁边那个至少高出一个头，站在树边像一根笔直的落叶松，风把她的帽檐吹起来一点，露出一张轮廓分明的脸。
是个女兵。
02
我们在那片山坡扎了将近半个月的营。
白天测量、采样、记录，晚上围着炉子吃干粮、对数据。
日子一天天过，我渐渐摸清了对岸边防巡逻的规律——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两人一组，沿着界河这段走一圈再折回去。那个高挑的女兵差不多三天出现一次，有时候搭档是个矮个子男兵，有时候换成另一个女兵，但她自己从来都是那个样子，笔直地站着，目光扫过来的时候不闪不避，比河对岸的风还要凛。
队里的小刘第一个注意到我老往对岸看，拿这个事取笑我。
"陈工，你那个仪器是调校好了，还是你的眼睛校准过去了？"他端着搪瓷碗蹲在我旁边，朝对岸努努嘴，"对面那个女兵，比咱们队长还高，你看上了？"
我没搭理他，把数据本往怀里一收，起身换了个地方蹲。
老孟倒是没笑，他从铝饭盒里夹了一筷子咸菜，说："那边的女兵不少，阿尔泰这段边境苏联布了好几个混编连，男女都有。个子高是正常的，他们那边的姑娘，普遍比咱们高一截。"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别乱想，安心干活。"
那之后我老实了几天，真的没怎么多看。
直到那天出了一件意外。
那是个阴天的下午，我一个人去上游补测一组数据，走得有点远，不知不觉靠近了界河边的一片乱石滩。我正蹲下来看岩层露头，脚下一块石头突然松动，整个人往下滑了一截，右腿撞在一块棱角的石头上，裤腿划破，膝盖立刻渗出血来。
我咬着牙爬起来，发现仪器包的带子也崩断了一截，正琢磨怎么把东西弄回营地，对面河岸上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你，受伤了？"
我抬起头，那个高挑的女兵就站在对岸，距离不过二十几米，隔着一条湍急的界河。她的汉话说得极不顺畅，每个字都像是单独从嘴里取出来的，但我听清楚了。
我愣了一秒，用手比划了一下，说不要紧，只是擦破了皮。
她没有立刻回应，而是往身后看了一眼，确认搭档已经走远，这才从腰间的包里摸出什么东西，借着力道越过界河扔了过来。
那是一小卷绷带，用防水布包着，落在我脚边的石头上。
我捡起来，抬头看她，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已经转过身去，沿着河岸往回走，背影笔直，步伐不急不慢，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03
那卷绷带我没用，收进了包里带回营地。
我没跟老孟说这件事，只说自己不小心滑了一跤，碰破了膝盖，找队医包扎了一下。老孟低头看了看我的腿，没多问，只叮嘱我以后一个人出去补测，注意脚下。
但那件事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
那个时代，中苏边境上的每一次接触都是敏感的，一个苏联女兵回头确认过搭档不在，才朝对岸扔了一卷绷带——这个细节太小，却足够让我反复想。我不知道她是习惯这样对待每一个受伤的人，还是那一刻只是冲动，但不管是哪一种，我都没办法忘记。
再见到她是五天以后，地点还是那片乱石滩附近。
那天我是故意去的，这一点我自己清楚。我找了个勉强说得通的理由，说那段河岸有一处露头需要补拍照片，一个人拎着相机过去，在石头上坐了大半个小时。
她没有出现。
我正准备起身回去，对岸的桦树林里传来脚步声，她从树影里走出来，搭档依旧是那个矮个子男兵。两个人沿着例行路线往这边走，走到和我隔河相对的位置，男兵继续往前，她脚步放慢了一点，朝我看了一眼。
我鬼使神差地站起来，朝她举了举手。
她没有回手势，只是停了不到两秒，点了一下头，然后继续往前走，追上她的搭档。就这一个点头，我站在乱石滩上，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松动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娜塔莎，是这段边境苏联边防连队里的一名士兵，参军已经三年，二十三岁。她能说一点汉话，是跟连队里一个会中文的军官学的，学得七零八落，只够用来处理一些简单的边境事务。至于这些，都是很久以后她自己告诉我的。
那时候我们中间还隔着一条界河。
04
真正搭上话，是在一次意外的场合。
六月初，山区里突然下了一场暴雨，我们营地的帐篷被山洪冲垮了两顶，仪器设备损失不小，老孟带着几个人抢救物资，我和小刘负责把受损的帐篷往高处转移。
雨下得又大又急，两个人在泥水里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等到雨势稍小，我们发现有一箱岩芯样本被冲到了界河边的乱石滩上，箱子卡在两块大石头中间，再往下就要被水冲进河里。
小刘脚滑摔了一跤，腿上没力气，我一个人下去够那只箱子，够了两次没够到，水流把我的脚底下冲得不稳，眼看着那箱样本就要没了。
对岸忽然传来声音。
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河边，雨水把她的军帽打湿，额前的头发贴在脸上，她朝我喊了一句俄语，我一个字没听懂，但她随即用那磕磕绊绊的汉话补了一句："等一下，我有绳子。"
她从腰间解下一根粗绳，两头各绑了一块石头，借着力道甩了过来，绳子越过界河，正好落在箱子旁边的石头上。
我反应过来，抓住绳子在箱子把手上缠了两圈，喊了一声，两边一起发力，把箱子从石头缝里拖了出来。我把样本箱搬上岸，直起身，雨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我抬手擦了一把，朝对岸喊了一声谢谢。
她抖了抖绳子收回去，淋了个透湿，站在对岸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朝我喊了一句："样本，重要吗？"
"很重要，三个月的东西。"我扯着嗓子，雨声太大。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
雨停之后，我们在乱石滩边多站了一会儿，她问我们在山里做什么，我说找矿，问她们连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任务，她想了想，说不一样，她们是守的，不是找的。我问守什么，她说守这条河。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看了看界河，又看了看我，没有再说下去。
那之后每次见面，她说几句汉话，我说几句俄语，互相纠正，互相凑合。界河还在，枪还在她背上，但两岸之间那种说不清楚的距离，好像在一来一往里悄悄缩短了一点。
05
勘探队在山里待到八月初，按计划要撤回乌鲁木齐整理数据。
临走前两天，我一个人最后去了一次乱石滩。
不抱什么期待，就是去坐坐。没想到她真的来了，搭档不在，就她一个人，站在对岸的岩石上，像是等了有一会儿。
"你们要走了。"她说，不是问句。
"怎么知道？"
"这几天你们搬东西，我看见了。"她停了一下，"还回来吗？"
我想了想，说不一定，要看任务安排，也许明年，也许更久。
她低下头，用靴子尖蹭了蹭脚下的岩石，沉默了将近一分钟，然后抬起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陈守仁。"
她试着念了两遍，"陈——守——仁"，每个字都顿一下，最后说："我叫娜塔莎。"
我说我知道，之前听我们队里的人提起过。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我头一回看见她笑，整张脸一下子松开来，不再是那副凛然的边防兵模样。她的牙齿很白，笑起来右边脸颊有一个浅浅的弧度，算不上酒窝，但笑意全堆在那里。
"再来，我在这里。"她说完，整理了一下枪带，转身往回走，走出去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补了一句，"小心，路滑。"
我一路回营地，脚底下的泥巴踩着格外轻快。
回到乌鲁木齐，我托人找了一本俄汉字典，又买了几本教材，开始自学俄语。老孟知道了，在单位食堂端着饭盆经过我桌边，看了一眼那本字典，什么也没说，走了两步又折回来，把一本磨损得封皮都快掉了的俄汉词典拍到我桌上，说："这本比你那本好用，我用了八年。"
那一年冬天我申请继续参与第二年的边境勘探任务，理由写的是地质数据不完整，需要后续补测。领导批了。
06
一九八三年的冬天过得漫长，八四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迟，我们再次进山的时候，积雪还没完全化开。
老孟走之前，一些需要补测的工作移交给了我来主持。
那一年勘探队人员有所调整，新来了两个年轻技术员，小刘也还在，但带队的换了人。
我成了这支小队里资历最深的，大小事务都得过一遍手，比头一年更忙，但每隔几天，我还是会找机会去一趟乱石滩。
头两次她都没有出现，我不知道她是换了巡逻路线，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第三次去，她在那里。
站在对岸，比上一年更瘦了一点，脸上的轮廓因此更深，颧骨的线条利落得像刀割出来的。她看见我走过来，没有说话，只是等着。
"你还在。"我站定，把这句话说出口，自己都觉得有点蠢。
"我还在。"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平静。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用俄语说了一句"你好"，发音肯定不标准，但她听出来了，微微一愣，然后说："你学了俄语？"
"学了一点，很差。"
"不差，"她说，顿了一下，"比我的中文好。"
那是我们头一回在同一句对话里同时用两种语言，说出来的意思加在一起，正好完整。
五月底的一天，她忽然说，任期还有半年，到了冬天就要走了。我问走到哪里，她说回去，转业，或者继续服役，还没有决定。又说在边境城市的诊所认识了一个老医生，对方说她有医护的底子，愿意带她，或许可以先在那边留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说。
我站在河对岸，听她把这些说完，心里有什么东西沉了一下，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口。
风从山口灌下来，把河面吹出一层细碎的涟漪。
07
她说走，是十一月的事。
十月里我们的勘探工作接近收尾，我几次去乱石滩，她来了两次，每次都说不了多久，巡逻任务比以前重，连里管得更严，能出来站在这里说几句话，已经是抠出来的时间。
有一天她来的时候带了一样东西，从衣兜里摸出来，越过界河扔给我。
我接住，是一枚小小的金属徽章，椭圆形，正面是一片浮雕的麦穗和一颗星，背面有几行俄文，我认出了"友谊"和"纪念"两个词，其余的没来得及细看。
"送你，"她说，"记得我们在这里说过话。"
我在衣兜里摸了半天，把自己的工作证套件里夹的那张勘探队合影掏出来，对折了一下，也扔了过去。照片很普通，八个大老爷们儿站在帐篷前，我在最右边，晒得黑不溜秋，头发也乱，不好看。
她接住，展开来看了一眼，然后叠好放进口袋，说："我找到你了，最右边。"
"就这一张，拍得丑，凑合看。"
"不丑。"她停了一下，"你什么时候走？"
"顶多再有半个月。"
"我十一月八号走。"她抬起眼睛看我，"你能早点来一次吗？"
那天是十月二十七号，我说行，我想办法。
十一月六号的下午，我找了个理由把小刘支走，一个人去了乱石滩。她已经在那里了，不是巡逻时间，也没有搭档，就她一个人站在对岸的岩石上，风把她军大衣的衣角吹起来。
那一天我们说了很多话，也沉默了很多。她说不知道离开这里以后日子会变成什么样，说苏联太大了，大到有时候觉得自己只是里面的一粒沙。
我问她害不害怕，她说不怕，但是很茫然。我说我也茫然过，刚下乡勘探那段时间，进了山就觉得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等高线压下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她听了，问我："那你是怎么找到方向的？"
"看星星，找北斗，定了方向，就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临走的时候，她站起来，正了正帽子，说："陈守仁，希望你明年还来。"
我说我会想办法，尽量来。
她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去，没有再回头。我站在乱石滩上，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桦树林里，手插在口袋里，摸着那枚金属徽章，风从山口灌下来，冻得眼睛发酸。
08
回到乌鲁木齐，我一连好几个月没有睡踏实过。
不是因为工作，数据整理那些事做起来反而让我有点踏实，越忙越好。是那个人，一米八八的苏联女兵，站在界河对岸，用磕磕绊绊的汉话问我，找到矿了吗，什么时候走。我和她加起来说了不超过几十次话，每次隔着一条界河，从来没有挨过近，却像是在脑子里住下了。
入冬之后我往阿勒泰边境方向递了一封信，托的是单位里跑过边境事务的一个老师傅，他认识当地的邮政站，说信未必能送到，但可以试试。我也没抱多大的希望，只是不递心里过不去。
没想到，四个月后我收到了回信。
信纸是苏联产的，纸质偏黄，字体是她的，汉字和俄文混在一起，告诉我她已经顺利在边境城市的诊所安顿下来，跟着那个老医生学了不少，中文也在继续练，日子过得还算平稳。信的最后一行，她问：还会去山里吗？
我给她回了信，说会去，一定会去。
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我第三次申请参与边境勘探任务，进山后的第三周去了乱石滩，连续去了四天，第四天下午，对岸的桦树林里走出来一个人。不是巡逻，没有搭档，没有背枪，穿着一件暗蓝色的外套，那身形、那高度，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你来了。"我说。
"我来了。"她说，"请了几天假，坐车过来，就是想看看你还在不在。"
我站在河这边，说："我在。"
那两个字说出口，连我自己都没料到会说得那么用力。
09
那一年我们在乱石滩见了三次，每一次都是她专程从城里赶过来，来回一趟要花两三天。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把我脑子里那些弯弯绕全部绕开了。
"陈守仁，我想过来。"
我站在对岸，没立刻说话，认认真真看着她问："过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过来，到你们这边，到中国来。"她直接看着我，眼神比任何时候都稳。
我在河对岸沉默了将近三分钟，然后说："这不是件简单的事。"
"我知道。"
"你知道有多不简单吗？手续、政策、两边的单位、以后的生计……"
"我知道，"她打断我，声音不高，却有一种压住了什么的重量，"所以我想了很久，才来说。守仁，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们在河两岸站了将近两个小时，把能想到的麻烦挨个说了一遍。说到最后，我问她，家里人知道这个想法吗，他们怎么说。
她沉默了一下，把目光落到界河上，说："家里的事情很复杂，我来处理，不用你操心。"
我追着问，是不是家里不同意，她摇了摇头，说不是这个原因，只是有些事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等过来了，找个合适的时候，她会跟我说清楚的。
我当时只顾着高兴，没有在这句话上多停。
一九八六年的秋天，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手续周折，娜塔莎经由新疆边境口岸，正式进入中国境内。
她从通道里走出来的时候，背着一个旧式的大背包，穿着那件暗蓝色外套，摘了帽子，金棕色的头发扎在脑后，在一群人里头高出来一大截，我站在接人的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也看到了我，朝我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低头看我，说："陈守仁，我来了。"
我说："欢迎你来。"
说完我们俩都没再说话，在嘈杂的口岸大厅里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接过她的背包，说走吧，先去吃点东西，我知道附近有个馆子做手抓饭，你肯定没吃过。
她说："好，带我去。"
10
我们在一九八六年底登记结婚，彼时我三十岁，她二十六岁。
婚礼办得简单，单位的同事来了几个，我在西安的父母专程坐火车赶来。父亲把娜塔莎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没说什么，只转头问我，单位里的领导知道吗，手续都办齐了吗。我说办齐了，父亲才点头，让母亲去厨房帮忙。
母亲倒是没什么顾虑，拉着娜塔莎的手量来量去，说这姑娘手大，劲儿也大，一看就能干活。娜塔莎听不太懂，但看出母亲是善意的，笑着点头，用还不太熟练的汉话说："阿姨好。"
母亲当场就乐了，说这话说得好听，让她多叫几声。
婚后我们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半平房里，小是小了点，但在那个年代也算过得去。
娜塔莎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她本来就是个能吃苦的人，从边防站出来在诊所待了两年，中文已经有了底子，来了之后进展很快，半年不到就能自己去市场买菜、和街坊邻居搭话了。
邻居们一开始见她都愣，这么高的个子，说出来的汉话却带着一股子软糯的腔，后来熟了，街坊里的大妈们都喜欢她，说这媳妇虽然是外国人，但心眼实。
只有一件事，始终像根刺搁在我心里。
结婚登记的时候，表格上"紧急联系人"那一栏，她填的是我的名字。我当时随口问了一句，苏联那边的家人是什么情况，要不要填上去。她拿着钢笔在表格上停了一下，说，先把手续的事办完，家里的事等安顿好了再说。
语气平，表情也平，就好像是在说下周再去买盐这样的事。
我没有再追问，但从那天起，这件事就在我脑子里挂着，轻描淡写地挂着，始终没有落下来。
11
一九八七年底，我们的女儿出生，我给她起名陈雪，娜塔莎说用俄语叫她斯涅日卡，两个名字的意思一样，都是雪。
有了孩子，家里热闹了不少，娜塔莎的精力全扑在孩子身上，我的工作也越来越忙，单位准备上一个新的勘探项目，我被抽去做前期准备，一年里有小半年不在家。那段时间我们各自忙，倒是真的没怎么再提家里的事。
但有几件事，让我心里始终不得劲。
有一次我在整理家里的旧文件，发现她的行李箱底层压着一个旧信封，鼓鼓的，边角都磨毛了。我没打开，只是顺手把那叠东西放好。
她当时正在里屋哄孩子，出来看见我站在那里，脸色变了一下，走过来把那个信封拿走，放进了柜子最里面，然后去厨房烧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站在原地，问她："那是什么？"
她头也没回，说："旧东西，没用了。"
"家里的信？"
她从厨房里应了一声："守仁，水开了，你去泡茶。"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那个信封的样子我记住了，记了很久。
还有一次，单位里来了个会说俄语的外事干部，叫周明，借调来处理一批涉外档案。
有一回他来家里吃饭，酒喝到一半，开始和娜塔莎用俄语聊天，两个人说得很起劲，我坐在旁边什么也听不懂，只能看见娜塔莎的表情时而舒展，时而绷紧，说到某处时停了一下，随即把话题引到了别的地方。
周明走后，我问她们聊了什么。
"聊了些苏联那边的事，"她说，"故乡的食物、小时候的学校，就是些老话。"
"他问你家里的情况了吗？"
"问了几句。"她端着碗去洗碗池，背对着我，"我说父母年纪大了，一直没什么联系。"
"是真的吗？"
她没有立刻开口，水声哗了一下，又停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守仁，家里的事情很复杂，不是三句话说得清楚的。等哪天我想好了怎么开口，一定跟你说，行吗？"
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没办法再追的重量。
我把剩下的话全部咽了回去。
12
九年里，关于她娘家的对话，大大小小加起来不知道有多少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走向：我开口，她停顿，然后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把这个话题带到别处去。
有时候是"等哪天说清楚了再讲"，有时候是直接沉默，有时候干脆拿孩子的事转移过去，但结果都一样——我问不到答案，她也从来不主动提起。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猜过，放下，又猜过，始终没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
娜塔莎是个什么样的人，和她过了九年我比谁都清楚：她不撒谎，但她会沉默，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她沉默的地方，必然有她的原因，只是那个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找不到。
日子还是照常过。小雪长到四岁会背唐诗，会说一口夹着俄语腔的普通话，逗得邻居见了她就喜欢。娜塔莎在镇上的卫生院找了份护理的工作，她本来有医护基础，加上学习快，很受科里的老大夫器重，说她手稳、心细，是个难得的好护士。
一九九一年的冬天，苏联解体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来，我在单位食堂听到的，第一反应是回家。骑着自行车一路蹬回去，娜塔莎正在厨房做晚饭，我走进去站在她背后，说："你听说了吗？"
她说："听说了。"
锅里的汤还在咕噜咕噜地响，她没有转过身。
"你没事吧？"
她把汤勺放下，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没事，守仁，去看看小雪，她今天画了幅画要给你看。"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浅，半夜醒来，发现她坐在窗边，没开灯，就坐在黑暗里，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叫了她一声，她说睡吧，没事，只是睡不着，坐一会儿。
我起来，把被子拿过去披在她肩上，在她旁边坐了一会儿，谁都没说话。
窗外的冬夜很深，风把院子里的树吹得哗哗响，屋里却静得像是整个世界都暂停了。我坐在她旁边，感觉到她肩膀绷着，像是什么地方在用力，但她什么也没说。后来我们就这么坐着，坐到她说困了，才一起回床上躺下。
第二天一早，她五点半就起来做早饭，小雪的饭盒装得满满的，自己吃了半碗粥，换上工作服出门，和平日没有任何两样。
13
一九九二年的春天，小雪开始上小学，娜塔莎在卫生院的工作也越来越稳定，老大夫逢人就夸她，说教了几十年徒弟，难得见到她这样又肯吃苦又有悟性的。
那年秋天的某个星期三，娜塔莎一个人去了县城医院，科里安排她去参加一个护理进修的短期培训，要在县城待两天。走之前她在桌上留了字条，叮嘱我锅里有汤，土豆炖烂了别再加热太久，最后一行嘱咐小雪运动会结束别乱跑，在校门口等父亲来接。
她的汉字九年里练得越来越像样，字条上的每一个字我扫一眼就全记住了。
我一个人在家，上午把单位带回来的文件处理了一批，中午热了锅里的汤，吃完饭坐在椅子上，没一会儿就靠着椅背打起盹来。
是门上的敲击声把我拍醒的。
邮递员老杨站在院门口。
邮递员老杨在镇上跑了二十多年，平日送报纸都是往门缝里一塞就走，从不多耽搁。那天他却站在院门口，把信封正反面看了两遍，又叫我拿工作证出来核对姓名。
"境外寄来的挂号信，中间转了好几个站。"他从帆布邮包最里层摸出一只鼓胀的信封，"我瞧着封口有些磨损，你当面捏一捏，东西没少再签字，省得扯不清楚。"
信封旧得厉害，四个角都起了毛边。正面用汉字写着我的名字，笔画生硬，一横一竖像是一笔一划比照着描出来的，却没有写错一个字。
寄件人一栏是一串我认不全的俄文，下面另附了一行歪斜的中文：娜塔莎的母亲。
我捏着信封，半晌没有出声。
老杨以为地址搞错了，伸手想把信收回去重新核查。
我手掌按住，告诉他人没错，只是头一回收到这个地方寄来的东西，愣了一下。
他看我一眼，没多问，把签收单递过来。我写名字时，笔尖在纸上划破了一小块。
门关上，我把信搁到堂屋方桌上。
我在桌前坐了很久，想过去找镇上的周翻译，又担心娜塔莎回来之前事情传开，反而麻烦。最后还是从抽屉摸出裁纸刀，沿着已经磨软的封口一点点划开。
里面有三页俄文信纸，信纸之间夹着一个粗布包，四边缝得密密实实，针脚细小均匀，像是怕里面装的东西在漫长的邮寄途中滑出来散掉。
我没有先动信纸，而是把那个粗布包捏在手里。它很轻，落在掌心却有清晰的轮廓。缝口是死结，裁纸刀不好下手，我去找剪刀，手忙脚乱中碰倒了搁在桌角的茶杯，半杯冷茶哗地流下来，把娜塔莎留给我的字条浸湿了一半。
我顾不上擦，只低头剪开了最外侧的一道线。
粗布慢慢展开，里面那件东西滑出来，落到我摊平的掌心。
看清它的那一刻，我攥着剪刀的手猛地一松，剪刀当啷一声掉在地砖上，我整个人僵在方桌前，脑子里一片空白，再也动弹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