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竹书纪年》载：“帝发，元年乙酉，帝即位。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入舞。”诸夷来朝、献舞王门。单看这段记载，夏朝似乎仍是天下共主，四方宾服。但这是夏朝倒数第二位君主在位期间发生的事、距离夏桀亡国，只剩一代人。
发，夏朝第十五位君主，皋之子。《史记·夏本纪》对他的全部记载只有一句：“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真正让发在正史中留下痕迹的，是《竹书纪年》中那段诸夷宾于王门的记录。
一、正史记载中的“宾于王门”
“诸夷宾于王门”，宾，即以宾客之礼相待。《竹书纪年义证》引《明堂位》曰：“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九夷之国的使者在王门之外，按方位排列，以宾礼朝见夏王。随后“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入舞”，诸夷在城垣处再次会盟，于上池入舞献乐。《太平御览》引《纪年》亦称“（诸夷宾于王门，献其乐舞）”。
这是夏朝自槐“九夷来御”、不降“九夷来御”之后，正史中最后一次明确记载九夷集体朝拜夏王室。
二、王门所在与夏都的变迁
关于“王门”，清代学者陈逢衡在《竹书纪年集证》中辨析：“王门当作玉门。”他引《项羽本纪》“成皋北门”，徐广注曰“成皋北门曰玉门”，认为诸夷所宾之“王门”即成皋之玉门。陈氏进一步推断：“帝发崩，桀即位，居斟鄩。则斟鄩在河，帝发必先居河南之地，桀因居之，去成皋不远，是诸侯宾于玉门，当即此也。”若此说成立，则发在位期间夏都已在河南之地，与桀居斟鄩相衔接。
三、在位年数：七年、十三年还是十九年？
关于发在位年数，正史记载不一。《竹书纪年》载：“七年，陟。泰山震。”即在位七年去世，且崩年有“泰山震”的记载。《通志》则作“在位十三年”。另有史料记为在位十四年或十九年。各说并存，正史未有定论。
“泰山震”是一条值得注意的记录。泰山在夏朝东部，属东夷势力范围。泰山发生地震，在古人观念中是上天示警的灾异。若《竹书纪年》的记载可靠，则发在位末年，东方已出现天灾异象。
四、诸夷来朝背后的真实局势
《史记·夏本纪》在叙述夏桀继位后写道：“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这句话给出了理解“诸夷宾于王门”的关键背景。孔甲乱夏之后，诸侯叛离已是常态。发继位时的夏朝，诸侯体系早已千疮百孔。
那么，为何发继位元年会出现诸夷来朝的场面？《后汉书·东夷传》注引《竹书纪年》另有一条重要线索：“夏后太康失德，夷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玉门，献其乐。”这段文字将诸夷来朝的时间上溯至少康之后，似乎暗示“宾于玉门”是少康以来东夷臣服的传统仪式，并非发时期的独有事件。若如此，则“诸夷宾于王门”更可能是对一项长期礼仪制度的追述，而非发个人的政治成就。
但无论作何解释，诸夷来朝的场面发生在夏朝灭亡前夕，这一事实本身就充满张力。
发是夏朝灭亡前最后一个尚能维持体面的君主。他继位时，孔甲留下的烂摊子并未收拾干净，皋复豕韦氏的补救也远远不够。但发元年，诸夷还是来了，王门之下还是有人献舞。这份体面究竟有多少实质，值得细究。
如果“诸夷宾于王门”是少康以来的传统礼仪，那么发不过是在延续一项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旧例，并不说明夏朝在发手中重新强盛。如果这是发个人促成的外交成果，那也仅是短暂的、表面的。因为仅仅一代人之后，商汤伐夏时，九夷之师便不再听从夏桀的调动。诸夷的忠诚，从发到桀之间，彻底蒸发。
发最大的悲剧在于：他赶上了夏朝最后的体面时刻，却没有能力将这份体面延续下去。诸夷入舞的场面越是盛大，越衬托出夏朝末路的荒凉。一个王朝在灭亡前夕还在接受四方朝拜，这不是回光返照，又是什么？
功在延续少康以来的东夷朝贡传统，维持了夏朝最后的宗主体面；过在未能扭转孔甲以来的颓势，诸侯离心的大势在他手中已不可逆转。发的诸夷宾于王门，是夏朝正史中最后一道亮色，也是最后一道挽歌。本章是《日月精灵讲正史》第15集。
下集讲：夏桀——酒池肉林、诛杀忠臣，四百年夏朝如何在他手中轰然崩塌？
发死后，其子履癸继位，是为夏桀。夏朝最后一位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钉在“暴君”耻辱柱上的亡国之君。《史记》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他宠幸妺喜，建造酒池肉林，诛杀忠臣关龙逄，召商汤而囚之夏台。鸣条之战，夏军大败，桀走南巢，夏朝四百年基业就此终结。一个王朝的最后一幕，究竟是如何拉下的？第16集，我们详解夏朝末代君主——桀的亡国之路。这也是夏朝系列的完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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