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天府之仓，《成都通览》里的粮食记忆‖王亦歌

欢迎关注“方志四川”！

天府之仓

《成都通览》里的粮食记忆

王亦歌

今天的人走进成都的饭馆，常会听到一句：“米饭不够可随便加。”

百多年前，没有饭馆敢这样招呼客人。

《成都通览》里收录过一句求雨的话：“老天爷，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还有一首儿歌唱道：“一根扁担闪悠悠，担着白米上泸州。泸州爱我好白米，我爱泸州好丫头。”

今天读来颇有几分童趣，但“吃白米”三个字背后，其实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愿望——吃饱。

图片来源：王亦歌

成都号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然而，“天府”并不意味着粮食永远吃不完。一场大旱、一场洪水，都可能让粮价上涨。因此，晚清成都重要的地方，不只是衙门、商铺和茶馆，还有粮仓。

《成都通览》插图：卖米凉粉的 图片来源：《成都通览》

《成都通览》专门列有“成都之城内仓廒”：“成都仓储本富，历办之积谷，凡一百四十余万石。”

几处粮仓的位置分别是：丰豫仓，在北较场丰豫街；常平仓，在北较场；丰豫分储仓，在皇城贡院内；内城永济仓，在内城仓房街（即永济胡同，约在今人民公园游泳池一带）。

把这些地点放回晚清成都的城市地图，便会发现，北较场、皇城、内城都有仓储。粮食并非集中一处，而是分存在城中不同地方。

图片来源：王亦歌

平时，仓里不过是一袋袋谷米；遇到灾荒，却可能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粮少则价涨，粮价一涨，富户尚可承受，贫民却可能很快断炊。因此，官府储粮，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青黄不接或灾荒之年调节粮食供应，必要时赈济灾民。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一说灾荒，常会联想起四个字——“开仓放粮”。

但成都的粮仓，并不只有官仓。《成都通览》记完城内仓廒，紧接着还有一句：“四乡尚有济合、社仓等名目。”

这里的“社仓”，很值得一说。

官仓由官府管理，但一个县地域广大，乡村距离城里的官仓可能几十里甚至更远。一旦发生灾荒，从查报灾情、核实户口，到拨粮、运粮，都需要时间。对于已经断粮的农户来说，几天时间都可能十分难熬。

所以，官仓之外，还需要一种更接近乡里的储粮方式，这就是社仓。

社仓通常设于乡里，由地方社会参与管理。丰年储谷，歉年或青黄不接时，再拿出来赈济或借给缺粮农户。它未必能够应付大灾，却能在灾荒初起时先解一时之急。

官仓管的是一地的大储备，社仓照应的则是乡里的燃眉之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成都已有官仓，四乡仍要设立社仓：粮食不仅要存得下，还要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拿得到。《成都通览》短短一句“四乡尚有济合、社仓等名目”，让我们看到，晚清成都的粮食储备，并不只是城里的几座大仓。官府有官府的储备，乡里还有自己的应急办法。

彭州九尺镇的积谷仓 图片来源：品鉴彭州

不过，有粮仓，并不等于仓里一定有粮。傅崇榘紧接着便说：“外县仓谷弊病甚大，无论官管、绅管，其弊一也。”光绪三十年，四川总督锡良曾下令密查，整顿官绅亏挪仓谷的问题。

“亏挪”二字，说出了传统仓储最要命的弊端。

账本上写着一万石，仓里是不是真有一万石？储存多年的谷子有没有霉坏？本来应该赈灾的粮食，有没有被人挪走？平日里或许看不出来，真正遇到灾荒，仓门一开，才知道里面究竟有没有救命粮。所以，仓有多大是一回事，仓里有没有粮，又是另一回事。

成都人对粮食的在意，还体现在一件今天看来颇为琐碎的事情上——量米的斗。

《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升斗大小轻重不一”，市斗有三十斤、三十二斤、二十八斤不等；南市关帝庙米斗三十二斤，青羊宫还有所谓“八升斗”。买一斗米，看似明明白白，换个市场，分量可能就变了。

就连成都东西南北四市的米斗也不同。《成都之油米柴炭》记载，东市一斗三十二斤（以前的十六两秤），南市三十三斤，北市二十八斤，西市也是二十八斤。后来才逐渐“通用官定之斗”。所以，一百多年前成都人买米，不但要问“多少钱一斗”，还得问一句是哪一种斗？

清朝光绪年间（1888年8月）成都保和乡启用的官斗 图片来源：方志成华

如果粮食紧张，酒蒙子就要遭殃。

酿酒要耗粮，一旦发生严重灾荒，官府甚至会下令暂停酿酒。光绪三十年，川东北大旱，米价高涨，四川总督锡良便奏准灾区暂停煮酒，等来年豆麦丰收后再恢复。今天看来，米是米，酒是酒；但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却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账：有限的粮食，是先拿来填饱肚子，还是拿去酿酒？

而成都真正能够成为“天府”，粮仓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倚仗——都江堰。

丁宝桢整修都江堰以后，灌县、温江、崇庆州、崇宁、郫县等地大量农田恢复耕种。有一年收成达到八成以上，米价随之回落十分之四。史料最后只用了四个字：“年丰谷贱”，这大概就是传统农业社会最让人安心的四个字。

如今的都江堰天府粮仓 图片来源：方志四川

水利保住农田，农田长出稻谷；丰年有粮入仓，歉年有粮出仓。从都江堰的一道堤，到乡间的一座社仓，再到北较场、皇城和仓房街的一间间仓廒，最后连着的，都是成都人的饭碗。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傅崇榘在《入蜀旱程记》和《川江水路记》中，为什么一路都在记米：哪里的米发霉，哪里的米里掺了石子，哪里的米颜色白，坐船时米又该由谁准备。今天看来，这些事情未免琐碎。但对一个远行的人来说，前面有没有饭吃，可能比沿途有什么风景重要得多。

一百多年后的成都，北较场仍在，皇城早已改变模样，“仓房街”这样的地名，还隐约留着当年粮仓的影子。只是那些仓廒里堆放的谷米，以及守着粮价过日子的普通人，已经渐渐淡出了城市的记忆。

《成都通览》把这些细节留了下来。它让我们知道，所谓“天府之国”，并不只是因为土地肥沃。都江堰要有人修，粮食要有人种；丰年要想到歉年，城里要有官仓，乡下还要有社仓。甚至一只量米的斗，都牵着普通人的一日三餐。

一百四十万石，是《成都通览》记下的一个数字。但对于当年的成都人来说，粮食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

丰年有粮可存，荒年有仓可开。无论年景好坏，百姓的碗里，都得有一口饭。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亦歌〔 成都大学高端外籍专家兼特聘研究员。曾任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近期主编、合编及主译的作品包括《诗译成都 语话天府：成都最美百首古诗词中英双语鉴赏》丛书、《诗词遇见杭州》（中英双语）、《千年月市：锦绣蓉城的烟火记忆》（中英双语）等。上下册约240万字的《成都通览》英译本已于2026年5月由川大出版社出版。〕

方志四川部分图片、音视频来自互联网，仅为传播更多信息。文章所含图片、音视频版权归原作者或媒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