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生育冠军庆成王，94个子女，终日荒淫享乐，在封地肆意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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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大明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抚杨澄筹向京城递上了一份奏折，如实禀报了一个让皇帝啼笑皆非的数字：庆成王朱钟镒截至当年八月，累计生育子女九十四人。

弘治皇帝朱樘看完奏折，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想到一个问题：这位庆成王，能认得清自己所有的孩子吗？

他想对了——朱钟镒确实认不全。

——《壹》——

藩封山西，一套叫人无所事事的制度

明朝开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将二十余名儿子分封于全国各地，名为亲王，各守一方。

设想是好的：天下姓朱的人坐镇各地，既能拱卫皇室，又可震慑地方。庆成王一脉，便是这一分封制度的产物，封地落在山西，代代相传。

但朱元璋去世之后，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役起兵夺位，藩王拥兵的危险性彻底暴露。

从永乐年间起，历代皇帝持续压缩藩王的权力：不许出城，不许参政，不许从军，不许经商，不许务农，不许科举入仕。

这套制度，把所有宗室子弟彻底排除在社会运转之外。

他们每年从国家领取禄米，亲王一级是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再往下各有等差。 吃皇粮，住王府，不能有任何正经的事可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样的日子，一个没有出路的人会怎么过？

朱钟镒给出了他的答案：生孩子。

——《贰》——

九十四个孩子，和那一年的苦笑

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山西巡抚杨澄筹上书朝廷，说明了庆成王朱钟镒的家庭情况。 这份奏折记录了一个细节精确的数字：截至这年八月，朱钟镒的子女总数已达九十四人。

皇帝看完奏折，苦笑摇头的同时，随即意识到了这个数字背后更大的麻烦。

九十四个子女，只是朱钟镒一代的数字。往下算，才真正叫人倒吸一口冷气。

朱钟镒的长子，后来的子女总数也达到了七十人。 其他儿子大多也继承了父亲旺盛的繁殖能力。

到弘治五年这一年统计：朱钟镒的孙子辈已达一百六十三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 算上朱钟镒本人的九十四名子女，仅他这一支直系后代，那一年就已有七百六十七人。

再加上这七百六十七名"正牌主子"各自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里，"正式成员"突破了一千人。

一千个人吃皇粮，一千个人住在王府附属的宅院里，一千个人的婚丧嫁娶、医药吃穿，全部由国家承担。

朱钟镒显然已经无法认全这个家。

每逢节庆聚宴，他的子女们要先互相通报名号，否则同胞手足见面，彼此都认不出来。

朱钟镒的生育纪录并没有保持太久。

他的一位后代，同样封号庆成王，其儿子总数超过了一百人，以至于到了正德年间（1506年至1521年），庆成王府不得不向皇帝上奏，说本府宗支人数太多，各将军所生子女年龄真伪无法查考，请求朝廷准许各自申报清楚。

一个家族，多到连内部人口都弄不清楚了。

这份奏折保留在明代档案里。

它说明的，不是一个人生了多少孩子，而是一个制度如何在一代代繁衍中，把问题累积成了一堵越垒越高的墙。

——《叁》——

封地里的另一面，地、粮、人，都是问题

庆成王一家带给山西的，不只是一份庞大的花名册。

明代宗室在封地享有特殊身份：普通法律对他们的约束力有限，地方官员在事实上很难像管普通百姓一样管他们。

这种特殊性，在王府规模越来越大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对地方的持续消耗。

宗室名下的庄田，是最直接的矛盾点。 为维持庞大的王府开支，宗室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占夺民间土地，将原本属于农民的耕地转变为王府的私有庄园。

耕种这些庄田的农民，从自耕农变成了向王府缴租的佃户，租子往往重于官方税赋。山西是明代宗室最为集中的省份之一，晋中平原的大量优质农田，逐渐聚集到了宗室名下。

人力也是问题。 王府主子多，服侍的人就多；服侍的人从哪里来？

部分来自王府正式的宫人编制，但更多来自王府周边的百姓。

勾留民夫、借用人手、强取劳役，这类行为在各地王府的地方志记录中多有出现。地方官员面对王府，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得罪了宗室，处理起来极为棘手。

商业上的摩擦，同样持续存在。

宗室理论上禁止经商，但现实中王府的管家、仆役、门客以王府名义开展的各种市场活动，已是公开的秘密。

从山西的盐道、布匹市场到日常粮食交易，这些游走在规定边缘的操作，压缩着普通商户的生存空间。

弘治年间，涉及宗室的纠纷案件，在地方衙门的档案里越积越多。

地方官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而是写进奏折又能如何，处置宗室，需要皇帝拍板；皇帝也不能随便动自己的皇亲。

一圈下来，矛盾就留在了地方，留在了与王府为邻的普通百姓身上。

——《肆》——

嘉靖、万历改了又改，为什么改不动

朱钟镒的九十四个孩子，让弘治皇帝苦笑了一下，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因为苦笑就消失。

嘉靖年间（1521年至1566年），宗藩问题已经演变为帝国级别的财政危机。

当年朱元璋分封时，宗室规模极小，全国亲王加起来不过几十人，支出有限。但一百多年过去，按照亲王的子孙比例累计，全国登记在册的宗室人口已超过十万。

这些人全部靠国家禄米生活，而禄米的来源，是本已沉重的财政体系。

嘉靖帝开始讨论削减禄米、规范宗室生育、限制新生人口入册的方案。讨论了很久，几经争议，最终出台的改革条例，实际效果有限。

宗室人数的基数已经太大，靠行政规定很难拦住每年新生的入册申请。

万历年间（1572年至1620年），朝廷再次修订宗藩条例，对禄米发放标准、宗室婚嫁程序、新生子女的上报格式，逐一重新规范。

部分改革措施切实削减了支出，但宗室总人数的增长趋势，并没有被根本扭转。

到明朝晚期，山西一省登记的宗室及其眷属，数字之庞大，已让地方财政几乎无力承受。庆成王一脉的人数，在这几百年里经历了从九十四人扩展到数千人的历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

随着义军兵锋所向，各地王府几乎无一幸免，宗室人口在这场动荡中大量死亡。庆成王府也难逃这个结局。

两百多年的禄米堆积出来的人口，在那一年，几乎消散一空。

弘治皇帝看完杨澄筹的奏折之后，大约想过一个问题：这一百年、两百年里，朱家的宗室，最终会变成多少人？

他大概没有算到过那个终点。

朱钟镒在弘治五年（1492年）秋天，坐拥九十四名子女，七百六十七名直系后代，还有不知道算多少人的孙辈、重孙辈。 庆成王府里，人多到熟人不相识。

后世把这段历史叫作宗藩问题，写进了《明史》的各个章节里。

那九十四个孩子，留下的不是一份家谱，而是一个制度之殇的具体刻度。

参考信源： 《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 《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 新华社：明代宗藩制度及宗室问题专题报道 《中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